“有教无类”的现代意义

有人说，我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有人说，我具传教士的救世观；有人说，我是一个革命者；也有人说，我是一个改良派。各说的背后，寓有若干褒贬的成分，也间或带着一些政治的意味。

我虽然读的是政治学，可一生不曾参加过任何党派，无政敌可言。但是，20世纪中国，对政治十分敏感，一分为二法甚为流行，往往以为人和事都可以简简单单地归类概括，非左即右，非红即黑，非革命即反动。免费赠送的帽子，常常莫名其妙地飞落头上。“社会主义者”的帽子，“资产阶级者”的帽子，都有人送给我，在史料库里大概还可能找到一些。我不爱与人争辩，也没时间跟人嚼舌头。何必呢？事实终归有人知道。

我相信，我在这世上还有一段日子。但到了这把年纪，还不趁着还硬朗，试自剖一番！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如果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平等主义——机会和权益的平等，我也可以算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我希望人类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故不赞成斗争，也不相信阶级决定人性。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

在去法国之前，我的人生观已略具轮廓，但人生的道路，却仍茫然。我去，为的是替华工服务，去实践爱的人生观。在实践的过程中，华工无意地启示了我去探索一条前人未走过的路。人多以我为此路的开创者，因为有所创新，誉之为革命者。我自己知道，此路的开发，得之于天时、地利、人和的三结合，缺一不成。在法的工作，只是一个开端。“万事开头难”，这头如何起的呢？容我细说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