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政改革工作的展开

讲过四大教育之后，现在我继续谈谈河北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工作对各方的影响与推广。

谈到地方工作，就感到政治力量的需要，我们的工作一向是站在学术的立场做的，不过有些事学术立场可以做，有些事就非以政治立场不能做。所以我说，要对整个建设有办法，必须进一步打入政治本身去，然后才能彻底地得到完满的结果。在当时，我们费了一年多的工夫，要求得政教的合流，真是一件不容易做到的事。当一个人没有当政以前，都是很前进的，一旦得到政权，立刻就变得保守，只想保持自己的地位，再忙于对上峰功令的应付，简直对民间问题，无从研究，当然也就无从了解，结果许多政令，不合民情，不合需要。政治若不能学术化，它是永远没有基础的，要想让它对人民有好处，那就要政治学术化不可。要把学术深入到民间去，最理想的是政治要学术化，学术要实践化，最好是学术与政治合流。定县县政建设研究院，就是一般学者全都钻入政治中去，研究以往政治，为什么效率那样低，为什么贪污那样多，就是要做到学术与政治、政治与学术打成一片，真正合流。

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到二十二年（1933）中间，中央先后派黄季宽、张岳军、张文伯等到定县参观。得到他们的报告以后，于是江宁实验县、兰溪实验县相继成立。一时各省对县政研究的风气，极为普遍。

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一月，得到广西省李宗仁、白崇禧两先生电报，邀我到广西。四川省主席刘湘也电请我去四川。同时我们在湖南已接受省主席何健之请，成立了衡山实验县。我现在只将四川的工作情形谈一谈：

我自己是四川人，但我离开四川很久，没有回去过。同时平教工作有一原则，就是如果当局不请我们来，我们是绝不来的。我在南京时，蒋先生刚从四川返京，和我谈话，极力称赞四川是锦绣山河，天府之国，说我应该回四川作平教工作。接着我就一连收到刘湘电话三通，请我到四川来，这才决定来川。当我到成都的时候，有一件事使我大受感动，就是我到的时候，刘正在病中，病得不能行动，我去看他时，本来向省府秘书长谈，不必惊动他，可是他听说我来了，一定要人搀扶他起来见我。见面后，非常谦虚恭敬，意极诚恳。他说：早就希望你来，现在既然来了，四川的事，你要怎样办就怎样办。我住了两周的时间，对四川建设的工作，他完全接受我的指导。先组织了四川省设计委员会，为了工作的方便，请刘自任主任委员，我作副主任委员，并请各厅厅长及大学校长任委员。其中最重要的一段工作是县政调查，这就是我们在定县工作的原则，先要从事调查，以彻底明白了解实际情况与问题，然后再决定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实际工作的展开，就又选定新都作实验县。在新都有了成绩，再推广全省。请陈开泗先生作新都县长，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开始，一共经过了18个月的时间，因为他是参酌了定县和湖南衡山县的工作经验，所以在这18个月中间的工作成绩，可以和定县七八年的工作相比，这就是我所说“定县的科学”。新都工作是最切实的、成绩最好的，如户口调查最清楚，建立了很好的户籍行政；其次地籍、土地测量与陈报也都很清楚；再如警察，新都警察除了维持治安而外，还担任卫生员工作，成绩很好，与人民情感极为融洽。还有一件工作，就是改组公安局，使警卫合一。地方治安，以警察为中心，同时把人民组织起来自卫。当新都工作开始时，每周都有土匪，时常发生绑票事件。从建立起警卫合一办法以后，半年中仅出了两次抢案，而且犯案后两小时之内就破获了，在半年之后，匪患净绝。不过天下事总是有问题的，就因为你一切事弄得太清楚了，别人不能再去浑水摸鱼，他们当然不甘心。比如地籍清楚了，老百姓不再受人敲诈了，可是平常就不报不上粮的黑地，这一来就不得隐瞒了，私人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引起土豪劣绅恶势力的反对，同时他们借了袍哥关系，勾结土匪，要和我们拼命。今天300人包围县城，明天200人煽动人民暴动，有与平教会人员“予及汝偕亡”的口号。是时，刘湘病死汉口，省政由王瓒绪主持。王主席胆小怕事，因此实验县停办了。这就说明做一件事不能抓到痛处、痒处，如果真碰到了真正的痛痒，就会发生问题的。你们要知道，一件事发生了问题，生了阻碍，那却不一定是失败，那正是成功！你们要记住，对老百姓做有利益的事，当老百姓还没有力量来支持你的时候，你是得不到他们的帮助的。20年来我们的工作，步步荆棘，不是没有困难。不过，我们是不怕困难，接受困难，总是坚定地要做，它就总是会成功的！

新都实验县虽然停办了，可是它的警卫合一办法，当张岳军先生参观新都之后，最为欣赏。因为他自己曾任过上海警察厅长，对改善警政问题，最有兴趣，所以他当时说：“回到南京，必建议中央采用此种办法。”一个办法行之有效，自然是有人采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