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平民教育的肇端
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这种开发中国80%以上平民“脑矿”的大运动，是胚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欧战）时期。
1917年（民国六年），中国和美国都加入协约国方面，成为参战国之一。那时中国一切落后，不能派兵前往作战。乃在英法等国，青年多拥上前线，而其后方生产以及运输勤务处处亟需人力的当儿，派遣了20万华工，远渡重洋，去为他们修路、挖战壕、搬运物资……担任种种极辛劳的“苦力”工作。
这些华工，多数是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平民，他们虽具有刻苦耐劳的精神与义正豪爽的性格，但是他们都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无知识。一旦到了欧陆，又因语言不通，风俗殊异，举止行动常显得粗鄙。当时英法的军官们，对待华工，视如牛马，鞭打斥骂，无以复加，奴役虐待，倍极惨酷。
欧战时，我正在美国耶鲁大学读书，那时美国有“军事青年会”的组织，为了安定华工情绪，提高工作效能，并解决华工管理的困难起见，乃招聘中国留美学生，到欧洲战场从事华工服务工作。当时应召的仅有3人，我是其中之一。由美至欧，航途鱼雷满布，敌舰出没。我们乘轮前后的舰船，多有被击沉的，危险异常。
到欧洲后，先在英国受短期训练，后即派赴法国北部白朗华工营工作，那里有华工5000。每天的工作是替英法军官当翻译，并指导华工生活，提倡正当娱乐。那时华工异邦客居，念乡心切，不得不给他们代写家信；又因地临前线，营中谣言流传，还要每天和他们讲说新闻。日子一久，我想，与其天天替他们写几十封信——甚至100多封信，天天抽时间给他们讲说新闻，何如教会他们识字写字，叫他们自己写信，自己看报呢，这样，我就决心开办识字班。
兼之，那时华工行动太不检点，有一次一个华工偷罐头来吃，被英国军官发现，拿鞭子抽打，这边一面打，那边一面吃，我看了这种景象，心里实在难过。英国人法国人是看不起中国人的，他们把华工叫做“Coolie Corpse”（苦力，死尸）用来侮辱。我受刺激很大，我想，如果华工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根本不会有那种粗鄙的举动，同时，定会组织起来，发挥团结力量，用号召罢工等方法，去抵抗一切的侮辱与欺压的。于是，更坚定了我从事华工教育的信心。
我先开办了一个汉文班，因为华工尚没有深刻的认识，第一个汉文班只招了40个学生。为了这40个学生，我自己编印教材，自己亲自讲授。当时华工的要求是会写信能看报，教材就以这种切实需要为内容，一扫“为编而编”的毛病。在教学中，我更得到很多宝贵的教训和启示。有一天晚上，上课快完的时候，一个工人问我：“汉文班完了，我能不能马上回去？”我问他有什么要紧的事，他说：“因为今天下工较晚，恐怕脱了汉文班，所以没有吃晚饭，就赶来上课了，我要告退，回去吃晚饭。”这种渴望求知的心情，何等急迫！这种发愤忘食的精神，何等动人！哪个教育工作者，不愿意把自己的全副精力和时间花费在他们身上！
三个多月后，举行毕业考试，试题一为写一封简单家信，一为读一段简单新闻。结果40个学生中有36个都考得及格。我兴奋极了，就继续为他们编写新闻壁报，读过汉文班的学生，都争先阅读。这种具体的成绩，大大地影响了其他华工。以后汉文班就一天天发展起来了。第二班招生时，就有二三百人报名，第三班时报名者竟达1000多人。
有一个主持20万华工战地服务工作的英国人，来白朗视察，住了两天。在晚上，他听到华工营中到处是琅琅书声，他看到很多华工都在手不释卷地专心攻读，大受感动，以为所有华工，都应受这种教育。他回到巴黎后，即电邀我到巴黎主持20万华工的教育工作。于是我就邀集了当时所有中国在法国的留学生，先开了一个讨论会，除报告我在白朗教育苦力的得失经验外，并策划推行华工教育的办法。大家都非常热烈，愿意去从事此种教育苦力的工作。讨论会后，即分头去各华工营办汉文班，20万华工，都有了识字受教育的机会。
后来为了编刊补充读物，扩大教育影响，我就在巴黎正式创办白话《驻法华工周报》，巴黎没有汉文印刷厂，我们采用照相影印的办法。这个报纸，除一般评论新闻外，尤多中国消息及华工乡情报导，是当时华工的精神食粮，极为华工所欢迎。营门口，战壕旁，成群的华工，常看到他们拿着这份新闻报在念，在听，在看，在讲，大家都津津有味。
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是曾经受过我的教育的一位苦力写的，信上这样写着：“晏大人，自从你办了周报后，天下大事我都知道了，但这个报价太便宜，我知道你们经费不多，恐怕不久要关门。现在我寄上365个法郎，这是我到法国后所有的积蓄，愿意都捐给你！”我读了这封信，心中有说不出的感激和兴奋，同时更使我认清了中国人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教育确实可以发掘受教育者的潜在力量。一个苦力，得到了一点好处，就愿意把血汗所得的积蓄，牛马样所换来的金钱，全部地捐出来帮助教育工作，假如中国3万万以上的苦力，都受了教育，那所贡献的力量，该是何等伟大！
我当时到法国去参加华工服务工作，原为去帮忙华工，去教育华工，谁知倒是华工教育了我，华工使我认识到苦力的“苦”，使我认识到苦力的“力”，从而也使我真正认识了拥有3万万以上苦力的中国。每一个有志的中国知识青年都应该献身于3万万以上无知无识的民众，去从事苦力教育平民教育的工作，解除苦力的“苦”，开发苦力的“力”，然后中国才能有办法，中国人才能不受外国人的欺侮与鄙视。
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开会时，英、法、美等战胜国代表，都报告他们在战争的贡献，他们都具体地举出历次战功，军民死伤人数，物资损害情形，企图获得应有的权利，应得的代价。中国代表席次竟和极无名的小国在一起，轮到中国代表报告，苦无实际材料可资报告，当时王正廷代表找到了我，叫我搜集材料。我就把华工由于工作勤劳所得奖品、奖状、战地伤亡的记载与照片以及几次当英法军队危急的时候依赖华工组织起来冲上前线，终于打退德军而得到的大批铁十字章，一大堆材料，交给王正廷先生。那天，王先生在和会席上才理直气壮，列举事实，振振有词，博得全场称佩，顿改各国代表对中国的观感，会议结果是中国多少得回了一些权利。由此可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地位，不是靠外交家的辞令换来的，而是仰仗20万华工——20万被中国人轻视被外国人践踏的苦力争来的。
20多年前争取国际地位是靠苦力，这次对日抗战还是靠苦力，所以，我们应该献身于苦力教育。我自第一次欧战时从事华工教育工作起，即立志终身干平民教育工作，数十年如一日，平民教育肇端于我，我决心贡献毕生的精力，促其发展，促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