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一种新人

《华工周报》发行后数月，一天，我收到一封华工的来信，我至今记得它的大意：

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卖得太便宜了，只10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3年的积蓄，365个法郎。

亲爱的读者，365个法郎，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数目呢？在法国境内，英军所雇华工每日工资和每月津贴，可见于下表：

从表上可见，一个苦力的每日工资只1个法郎，当时约值0.193美元。每星期做6天工，仅赚6个法郎。每个月，工资加津贴，约赚34个法郎。差不多要做一年的苦工，才能赚365个法郎。天下有几个人肯把一年辛苦的全部所得捐出来作公益事业？即使愿意，也不一定可能，因为人得吃饭，还有其他的开销。那365个法郎，是那位华工3年积蓄下来的。有几个人肯捐出3年的积蓄支持一份小小的报纸？况且，这笔积蓄是冒着生命之险赚来的血汗钱。

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们的智力和热诚，渐渐引导我发现一种新人。这新人的发现，比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也许还要重要。几千年来，这种人被认为是没脑筋的人，没有时间读书，也没人教他们。士大夫对中国贫苦大众，一向是无知的。但是，重教育是中国的好传统；而且，孔子早就提出了“有教无类”，可惜他的门徒没有实现这理想。

1919年春季，我立志，回国以后，不做官，也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教育劳苦大众，是一种创新，也可以说是教育的革命，我要为这革命而出家，就是抛弃荣华富贵。劳苦大众所需要的，不是脑筋，而是机会，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

那个时候，我就想做平民教育工作。平字是一个很好的字，有两个大意义。一方面，是平等的意思。不管是黄人、白人、黑人、穷人、富人，人格都是平等的。有了人格的平等，进一步求教育的机会平等，平社会之不平。平民教育就是全民教育。另方面，平是天下太平。如果人人无机会受平等的教育，天下不会太平。所以，那时候，我就想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话。小时候，是读死书，在法国的教学经验使这句话又活起来了。

华工的教育，引起国内外人士的注目。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如王正廷兄，曾到华工营参观，并予嘉勉。华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者甚众，不少得了“铁十字架”奖章。据说，巴黎和会曾论及华工的英勇表现，并表示敬意。我至今纪念着战时的华工们。他们是我的伙伴，我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他们不但英勇耐劳，而且纯朴真诚。他们努力向学，足证明智。据陈达的研究，华工初到法国时，识字的仅居20%左右；1920年底，识字者增至38%左右（书原名Chinese Immigration，，中国移民，彭家礼译，收入《华工出国史料》第4辑，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919年4月初，基督教青年会驻法军中干事50余人，在巴黎近郊举行为期3日的讨论会，主题是：旅法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我在会中提出“平民教育运动”的议案，得到与会者的鼓励和支持。蒋延黻兄也参加了这会，并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我。此回忆录原是他英文口述的，译本说：“讨论结果，产生一个集体教育运动”（72页）我未查英文稿，但揣测这“集体”二字的原文是mass。

廷黻兄是我早年的益友。他的智慧很高、态度严肃。他曾陪我去巴黎近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者的公墓。墓地上有千万个十字架。何方葬着史文轩兄的冷骨，连墓地看守人也茫茫然。不知怎的，我竟在数分钟内找到了。是亡灵指引我吧！延黻带了照相机，为我在文轩的十字架旁拍了一照。这是我很珍惜的一张照片，常看它，每看必想起廷黻，感念他陪我去的友谊。

我虽立志将来从事平教运动，但深感自己的学识仍需充实。因为我以前在港大、耶大读的是政治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研究所给我奖学金。因作归美之计。行前，1919年5月20日，我自巴黎往伦敦，叩访我幼时的良师姚明哲牧师，顺便游览英国的一些学府和名胜。两星期后，回到巴黎。6月9日，与廷黻兄等同登海轮，驶向大西洋的西岸。我在法国一年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然而，这一段，正是我一生事业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