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中之变

当年，乘轮船从太平洋的东岸到西岸，是一漫长的逍遥游。朝来暮过，面对的是波光涛影，云霞星月。视野无穷无尽，活动的地方却很有限。甲板上徘徊、餐厅中闲谈，是一般乘客的消遣。一天，我在甲板上碰到一位美国客人，长得高大健壮，好似足球员。举止大方，很有礼貌，真个一表人才。寒暄后，我知他名莱夫（Ralph），姓什么，恕我年迈失忆。他问我：往何处？我说：去奥柏林学院读书。

以后，我们又交谈多次。他两年前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雅礼会”（Yale in China）的执行委员会，以他的成绩优异，选派他到长沙的湘雅医院服务。他在湘雅两年，这次循例回美度假。他为人热诚，我们相熟后，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奥柏林？耶鲁最适合你不过了。”

耶鲁的盛誉，我早已耳闻。但那是常春藤贵族化的学府，岂是我这行囊羞涩的异乡人所敢向往。我对莱夫说：“奥柏林可半工半读，这是我去那里的原因。”

他说：“可工读的学校很多。耶鲁有3000学生，其中800自谋生计，或工作，或有奖学金。我看你很能吃苦，哪里都可找工作。耶鲁是个非常开明民主的学校，没有种族和阶级的偏见，尤其欢迎中国学生。”

我一向不轻易改变主意。他见我不置可否，接着说：“美国学界流传着一个笑话，让我讲给你听。一个哈佛大学生，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生，一个耶鲁大学生，坐在一间屋子里谈话。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妇女。普林斯顿大学生说：‘让我们找张椅子请她坐’。可是他仍坐着，不站起来。耶鲁大学生赶忙站起来找椅子。那位哈佛大学生呢，既不说话，也不动。这虽是笑话，但反映了一般人对此三校的印象。”

这笑话很有意思，我想了又想，所以至今不忘。香港社会的阶层观念，我深恶痛绝，也就格外向往民主与平等。莱夫说，耶鲁是最民主的大学，我当然心动。而且，我知道耶鲁和中国渊源很深。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毕业于耶大。大工程师詹天佑（1861～1919）、闻名政治家唐绍仪（1859～1938）、外交家王正廷（1882～1961）、法学家王宠惠（1881～1958）等等，都出身此校。这些人中，我对王正廷先生的事迹比较熟悉，因为他是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的中坚分子，1912至1913年间，曾任上海青年协会总干事。

海轮愈往西行，我心愈朝向耶鲁。抵旧金山前两日，我作了最后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