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伟大的事

拥有一物时，人常不知此物之可贵；一旦感到此物可能失去，始恍悟此物之价值。人之于国，也是如此。

我在川中时，只有抽象的国家民族观念。到香港后，败国之民的羞辱，促进了民族意识的发生。我开始深切体会国之重要，已有改造社会的愿望。再进而看到美国的繁荣安定，华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想祖国的贫愚落后；我比较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孰高孰下，优劣为何。我的看法，读者大概是可以猜得到的。我从没想过独善其身。我不忍想像在中国的土地上再出现香港式的殖民地。苦难的中国，需人解救，我立志贡献己力。

我的报国之志，反映了那时代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当年的留美学生，与50年代以后的不同，多准备学成归国一展抱负。怀此志者有一个秘密的组织，鲜为外人所知，治史者大概也不熟悉。它叫“成志会”，取意“众志成城”。此会的成立，在我来美之前。我到耶鲁之后，有人邀我参加，不定期在纽约市开会。讨论的具体事项，我已记不清了，大概总是围绕着如何改造建设中国这个大前提。会员就我能记得的有：王正廷、王宠惠、张伯苓、孔祥熙、周作民等。此会至今存在，我以年迈久未赴会。

我的报国之志，不是做大官，而是成就大事业。什么是大事业呢？不是开公司、赚大钱。我心中的大事业，是体现儒家的仁和基督的爱。仁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愿做殖民地上的属民，不愿作被人歧视的廉价劳工，也不愿别人如此。恻隐之心，是消极的仁；舍己救人，是积极的爱。爱是人间最伟大的力量，能克服一切；恨是人间最可怕的力量，能毁灭一切。这世上恨太多，爱不够。我愿爱，不愿恨。仁者，恕也。仁者无敌。基督说：爱你的敌人。我没有敌人。若说是真有敌人的话，那是无知短识所造成的贫苦和歧见。我愿以仁化敌为友，以爱化苦为乐。孔孟、基督、姚牧师、文轩兄、塔夫特教授所揭示的要理，对我而言，只是一个，那就是：爱人、爱民、爱贫苦大众。我在耶大灵修的一本小书，更坚定这信念。此书名：《世上最伟大的事》（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作者是亨利·杜儒蒙德（Henry Drummond）。它阐说爱是世上最伟大的事，爱就是牺牲自我，为人民服务。爱是至善、至乐、至德。此书精简中肯，深得我心。数十年来，我带在身边，是我灵魂的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