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定县的实验
1929年，我们集中人力物力来到定县从事定县的实验工作。
中国的社会是：假如你落在后面，一般人都瞧不起你；你走在前头，他不了解你，误会你；如果你能搔着他们的痛处痒处，他们就要打击你，摧残你；最好是同他们站在一条线上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在定县的创造工作在进行中也受了不少的阻碍，今天我要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你们，叫你们能够彻底的了解。
1928年（民国十七年）我从美国回来后，经济上已经有了基础，就研讨如何进行我们的工作，我们为的是全民都受到教育，但全民教育的对象在哪里，无疑的，不是平、津、沪、汉几个大都市，而是广大的乡村。我们以平民教育来号召，对中国80%以上的农民大众尽力多少？大多数的平民既然都在乡村，所以我们决定到民间去，但深入民间要从何处着手呢？我们想先选一个能代表华北大多数县份的一个县，到那里去向农民认老师，因为我们已经所受的教育与农民太隔膜了，我们要重新教育自己，要先农民化，才配化农民。当时有20多个县份都要我们去，最后我们选在定县。
定县有个翟城村，村人有姓米的两位兄弟曾留学日本，回到家里后，想把村子改革好，可是他们的作风太激进了（如捣毁庙宇等），因之引起村人的反感。他俩一腔热血，经此打击，乃渐渐消沉堕落，后来竟抽起鸦片来。米氏弟兄听说我们要作这种工作，欢迎我们去。我们去了以后，对村中好的事提倡，坏的事改革，渐渐得到村人的信任，于是我们决定全体同人都到定县去。
定县离北平300余里，可以与都市的学术文化工作取得联系。而又是一个淳朴的乡村，人口有40万，恰好代表千分之一的中国人口。所以大家都决心去，连家眷都带了去。这等于出家去向农民学习，佛经上有一句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都是抱了这种精神！
到定县后，第一桩事就是衣、食、住的问题，我们的衣服都是自动穿的蓝布长衫。我们住的地方，绝不另修房子，利用民间的房屋，散居民间，以期与农民的生活打成一片。中国侨民在外国都自己成一个范围，与外国社会隔离，外国人称为“中国城”，这种作风是不好的。又如传教士的精神，我最佩服，但是我最不赞成他们自己筑大洋房，住在里面与老百姓隔离起来。我们当时是一律住在农家，我们特别一点的是把房子墙上开一个个的洞，使光线空气能够流通，当时只要看墙上有洞的房子都是平教会同人住的。
过了一个时期，因为乡村生活的清苦，就有人渐渐感觉得受不了，有的同人即请假他去。北方土厚，春秋季“刮土”时，弄得一身都是土，所以，我们的同人不但要能吃苦，还得要吃土。有些先生虽然受得了，而太太受不了，于是也就辞职。到民间去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但是大部分的同人，仍是坚定不移，继续留在定县。
初到定县在工作方面有一部分人有“作之君”的味道，有的人则以为应该要循循善诱才是教育。我们平常喊改造农村，改造生活，什么是改造？改就是改革，造就创造，改是消极的破坏的，造是积极的建设的，乡村中哪里应该改，改多少，哪一部分应该保留？造——造什么？如何去造？这些都是大问题。当时定县像一个小的中国，问题之复杂，实在不是容易梳理容易认识的事！有一个美国留学姓韩的同学，他满腔热血愿意来定县工作。到定县后，他不愿住在考棚（考棚是我们在城里的办事处），愿意钻到村子里去。他干了两年，因为对问题认识不清楚，找不出一个头绪来，没有一点工作成绩。后来他跑到城里流着泪对我说：“两年来我没有一点成绩，我现在请求辞职，待以后有了经验再来。”当时我也感动得掉着泪准他辞职，现在这位韩先生仍在大学中做教授。其余留下来的同人，因为时间久了，慢慢对问题有了认识，对工作因而感到兴趣。
我们从工作当中，认识到要培养农民自己的自发的力量，惟一的途径就是办教育，否则是表面的粉饰的不能生根的。所以首先要唤醒民众，使其自觉，但这种基础的工作，是一桩最艰难的事，正如在一块满布着石头瓦砾的荆棘丛中建造房屋一样，需要先作彻底的清除工作，一点一滴地作功夫。
在民国十七八年以前的时候，还没有所谓实验区、实验县的工作。自从定县实验工作开始以后，政府及其他各学术团体也都在提倡，不过一般人对这个工作有误解，认为实验县就是模范县，许多地方受这个风气的影响办实验区或实验县，初办的时候都很热烈，渐渐因为做法的不对，而消沉下去。有些实验区和实验县的办法，并不是我们的做法，如造马路、修洋房，或热心士绅及富贵而归田里的人，乃办一两所学校，修一两条路，认为这就是实验县或实验区的工作，其实这都是错误的，因此提倡的人一不在，即告瓦解。
我们1928年集中人力财力到定县，我们的目标是在人，不是在物，我们的基本认识即国家社会的基础是人民，大部分的人民在广大的乡村，所以要到乡村去，我们的工作不是烘托，粉饰，供人欣赏，参观。主要是让我们的对象“人”能自觉，由自觉进而知道自己改革，自己创造，自己建设。但仅有教育上的刺激，只有理想而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是不行的，我们还得给他们以知能，否则将得到一个反面的结果，养成人们对社会的不满，而没有能力去改造。我们要能够作到人民本身要有自觉心，同时要使他们有知能去达到他们的理想与改造的目的。
中国伟大的力量是农民，这种伟大的基础和潜伏的力量，还没有开发，我们要开发出来，才有力量。我们不是办慈善事业，一般办慈善事业是消极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一般志士仁人见到社会的黑暗，提笔写文章以表达其不平之气。但文章自文章，光写不做不能解决社会的问题。真正好的做法，是要深入民间，想方法如何叫一般老百姓有“知”与“能”，使他们能自觉的解决自己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平教会所研究的内容方面，是要使千百万人民有自觉心，使他们自觉地知道问题，去改造社会，改造自己的生活。
欧美的教育是求“适应生活”，这是可以的，因为他们一般的文化水准、生活程度都相当的高。但是我们中国百孔千疮，社会腐败黑暗，专靠适应生活是否可行？不，我们要改造社会，要把这黑暗肮脏贪污的社会改造，要改造人民的生活，这是中国有思想的教育家应有的哲学和应有的精神。但这种工作是艰巨的，不是少数人的力量所能担当的，要培养多数人的力量。我们看看印度，它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古国，也出了像泰戈尔、甘地等大人杰，然而他们还是过着穷愚的奴隶生活。由此可知，专靠少数人是不行的，少数人出类拔萃，而大多数人依然是愚昧、无知，社会是没有法子进步的。我们那时看清了这一点，我们真正地深入民间，去认识乡村问题，我们是要具体地、科学地研究一套为全民而有用的新兴教育，但如何做法，是先给农民当学生。中国一般的学者，很少自己有自己的一套对问题的看法与做法，大都是东拼西凑，而没有把中西的学问融化在一起，应用到人民生活中去，为中国政治教育创一条新生的路。我曾说“创造兴邦，享乐亡国”。我们要有独立性，学英国美国都可以，但先要有选择，我们只能参考别人的长处，针对自己的社会来创造。光把鲜花插在花瓶里是不能生长的，所以在民国十七年（1928），我们就有一种大的抱负，这是一桩艰苦的工作。但是我们要对它有希望，有信心，语云：“哀莫大于心死”，我们假如没有这种抱负和希望，我们的民族国家不会有希望的。我们要坚决地不断地干下去。
所以我们这一班秀才、博士、学者到定县后，即潜心地向老百姓学习，从学习中去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我们要使定县成为一个“社会的实验室”。
在欧美作儿童教育，成人教育，也曾办了少数的实验学校，但他们仅限学校范围的小规模的实验。我们觉得这种做法不够，因为它所影响的仅仅是家庭学校和某一特殊地区的小圈子里。因为社会是综合性的，人们的生活是集体的，一个社会中的问题常常是与另一个问题有关连的，所以用机械的方式孤立的做是不行的。我们要拿一个县作为整个社会问题的研究，这种做法是中外教育史上所没有的。这种做法因而也影响了欧美的学者。一部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可以用，但另一部分是不能用的。社会的问题不一定像自然科学中“H20一定是水”，那样具体，那样单纯。
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常常不能摆脱脑子里一套与实际问题距离甚远的旧的观念，这好比戴上有颜色的眼镜去看老百姓，是看不清楚的，这使得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中间有了一条鸿沟。今天中国所需要的是搭一座知识分子与老百姓之间的桥梁，使这个鸿沟不会再存在。那么，就必须要能够做到：
（一）基础化——天下事应该学的太多，老百姓不能样样学到，你得把最需要的基础东西给他，使他们能树立根基而求发展自己。我们做工作的人，要作炼丹的功夫，把老百姓应该学的东西先精炼。好比维他命丸，使他们服一点就有很大的用处，学一点就能用上一点，我们这些学者研究者就该负起这个责任来。
（二）简单化——要能深入浅出，像陈筑山、瞿菊农两位先生，要作文章是下笔千言，但初到定县时，编平民学校用的千字课就感到困难，不是像作文章那么容易了，深入易，浅出难，把教材的内容和教学的方法弄简单，学的人学起来自然就容易。
（三）经济化——时间上要经济，因为老百姓终年忙碌，没有充分的时间来受教育，千字课就是适应这个条件来编制的，而且在经费上也要很经济，否则不容易推广。
内容上基础化了，方法上简单化经济化了，然后才能够普遍化！
要做到这几点是千难万难的事，但这是我们基本的作风，希望你们能领略。
中国的人民潜伏着无限的力量等待开发，在今天的世界是惟力是视的世界，非培养有力的民族不可！什么是力？英文说得好：
1.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
2.Production is power（生产就是力量）
3.Health is power（健康就是力量）
4.Union is power（团结就是力量）
以上四种基本力量的反面就是“愚”“穷”“弱”“私”。如果我们要从基本的四方面，使中国这个弱的民族变成为有力的民族，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这样一套教育去培养人民的“力”。我们这种看法是以教育观点来看，不是从政治立场来看。否则登高一呼，万山默然，人民没有自觉，内在的力量不会发出来，什么主义都会变成无用。中国少数人的作威作福，就因为大多数人没有知识，你想一个国家，多数人都是聋子、哑巴、瞎子，少数人如何不猖狂、为非作恶，少数的坏蛋当然要趁此机会浑水摸鱼。如果全中国4万万5千万[3]的人都吼起来，试问什么力量能够征服他们！平教会同人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后发出责任心而潜心学习，努力工作。
中国这个弱的民族需要的是力的教育，而后才能在这惟力是视的世界里谋生存。
（一）因为中国人愚昧，所以要培养知识力来攻愚，这就需要——文艺教育。
（二）因为中国人贫穷，所以要培养生产力来攻穷，这就需要——生计教育。
（三）因为中国人多病，所以要培养健康力来攻弱，这就需要——卫生教育。
（四）因为中国人散漫自私，所以要培养团结力来攻私，这就需要——公民教育。
在这里，我要特别请你们注意，并非我们有了计划以后才到定县去工作，而不管那个计划能不能扣得上。我们原来是抱学习态度，学习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们不是去“扣”而是去学习，使潜伏的伟大民力得以开发出来，来求改造人民的生活。所以我们绝不是适应。
1929～1937年，因我们实际钻到乡间，钻到农民的生活里去研究。从研究实验中，我们体验出来，发现出来中国人民的四大问题——愚、穷、弱、私与改造的方式——四大教育。四大教育是连锁的，不是孤立的，要培养人民的知识力，就不能不培植其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这四种东西是相依为命，不是单刀直入所能达到目的。不能专门单独解决一个问题，例如教育方面：他们如果没有饭吃，如何能有心情来读书。反之，他们为什么弄得没有饭吃？因为他们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的落后。而要改良生产，就得有农业科学的知识与健康的身体。但生产力增加后，政治黑暗，贪污横行，人民还是不能得到幸福，因之要能有觉悟有团结来改革政治，所以我说这四种力的培养是连锁的。自从我到南美洲和印度看了之后，更觉得应该如此。英国人在印度提倡卫生已经200多年，到现在仍是遍地肮脏，提倡教育也有200多年，而大多数印度人到现在仍是字都认不得。这是英国的做法，是片面的孤立的，办卫生专办卫生，办教育专办教育，证明是不会有大的效果。即使稍有成就，也只能进展到一定阶段就不能再往前进。所以我说四种教育在研究时应该分别去研究，但在实施的时候，要连锁实施，才能收到效果。我这种认识，是在实际工作中向人民学来的，不是凭空捏造和闭门造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