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在美国——从事国际宣传

1928年（民国十七年），是平教运动史上新的一页。

1926年至1927年两年来，因工作扩大经费时感拮据，兼之环境恶劣，困难层出，虽靠会内同志“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精神及一颗“红心”得以支撑，但正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须要我们去作新的奋斗。

就在这一年，母校耶鲁大学拍来电报，说董事会决定在本年校庆日授我以名誉博士学位（本年是我从事平教工作10周年）。接阅电报后，喜惧交集。喜的是：母校已认识了我的工作，来鼓励我鞭策我；惧的是：10年努力，成就不大，无甚成绩告人。兼之当时平教会正处于环境威胁经费困难之际，我实无法脱身出国。后来终于借到一笔款，才得成行。

到美后，参加耶鲁本届毕业典礼，那天和我一同接受名誉学位的，都是大学问家大发明家，我心里着实有点战战兢兢。我的年纪又远较他们年轻，更感觉不安。

接受名誉学位后，应邀到各处演讲，听众异常热烈，因即引起募捐动机，想请他们能实际来帮助平教运动。适遇Carter先生，他是9国国交讨论会中之秘书长，欧战时曾任美国军事青年会总干事职，极愿来帮助我进行募捐工作，商定要建立一个组织，要柬请各界领袖参加演讲会。每次演讲会后即进行募捐。有一次集会上，我演讲完了时，一个青年名叫Field的，向Carter说：“我愿意帮助晏先生工作，不知晏先生需要书记一类的职员否，不过我要到欧洲考察的船位已定了，我再考虑一下，明天我再来做决定。”第二天，这位青年朋友来了，他毅然地说：“如果我不抛弃一切来追随晏先生，我就是一个大傻瓜。”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生，精明能干，每天随待我办理一些杂事，形同佣仆，因之我更把他视如兄弟，他敬重我，我爱护他。他在我募捐期间极辛劳。

在纽约筹备了一个大会，到会的有各界领袖600多人，晚餐后演讲。当晚讲话的有中国驻美大使施肇基及伍朝枢，还有美银行家来氏等。最后由我演讲，时已近午夜，我作了简短的演讲，说明中国整个民族受了现代教育后对今后世界的贡献。讲后全体起立鼓掌，至为热烈。那天集会，大家认为非常圆满，觉得要他们捐款，必无问题，认捐信发出后，回信捐款者却不多。

过了半年未捐够5000元，心里有点失望，我就决定改变作风，拟亲自与各界领袖交接，因个人访问，可以建立友谊，由人与人的感情，而伸出援助的手。后即和Field同到西部各重要城市。有一天到了芝加哥，召集了一个几千人的大会，演讲后我只选定一二十位各界领袖，分别亲去访问他们。适有美全国律师总会长，前曾在纽约听我演讲，现回芝加哥特约我便餐，并邀他的一二十位朋友相陪，介绍后我简短地讲了一刻钟的话。饭后散别时，有一位名叫Avery的向我说：“晏先生，我可以向你说一分钟话吗？”我说：“当然可以。”他说：“我听了你的演讲，觉得你这个工作，不仅关系整个中国，而且关系整个世界，我愿意帮助你。”这位青年商人，据别人说他是相当吝啬的。第二天我去拜访他时，他问我工作的困难在哪里。我把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的种种困难说给他说，并未提到经济方面，还是他自己提出问我，在经济上有无困难，暗示愿意在经济方面帮助我。并慨然写了1万美金的捐款，签名为：我是你的崇拜者。临别时，还从25层楼上送我下来，并且说：“你的工作很伟大，我的帮助太微小，但愿以后能多多帮助你，祝你成功！”你看，这种通过事业而建立起的友谊是何等的伟大！

那次在美国8个月，一面从事平民教育国际宣传工作，一面进行筹募平教会基金，结果还算圆满，奠定了自那时起平教工作的10年经济基础。

平教工作24年来，始终保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立场，在中国的政治情况下，实在是不容易。我们20多年的工作都是在内战、洪水、旱灾、饥馑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安定的工作环境。只是靠了努力，靠了挣扎，靠了国际友人的帮助，才得有今日。但我们决不接受任何有条件的捐款，1926年在美时，曾有一富翁愿捐10万元请我在中国作节育的工作，我一方面认为节育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方面因为他是有条件的捐款，就拒绝接受。我们募捐，并非仅让别人出几个钱完事，而一定要他们认识我们的工作，而自愿的用他们的力量——经济力量，参加我们的工作，如此，200人捐款，就等于200人参加了平教工作。

我们今后要“茫茫海宇找同志”，今日交通便利，国际范围缩小，天下变成一家，我们的工作，不但要具有全民性，而且要具有国际性。可能在国内真能认定全民教育事业的重要而努力以赴的人太少，很多人不能维护事业，而要摧残事业。今后我们大家，要对全民教育有深刻的认识，以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去奋斗，成千成万的人都能这样做，中国才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