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与喜

悲与喜

那时，1921年，从上海到巴中，路途之险，费时之长，胜过出洋。从上海到重庆，无直航轮船，坐一段船，走一段路，又坐一段船，再走一段路。坐坐走走，走走坐坐，要35天左右。

令人提心吊胆的是，沿途治安不良，土匪猖獗，随时随地可能出事，在这种情况下旅行，低姿态为上策。我穿了一身土布衣裤，腰间束一布带，提着一个小包袱，中有一套换洗内衣和仅够用的路费。那副打扮，可说是十分平民化。

从重庆到巴中，步行十来日。蜀道难，不但因为山路崎岖，而且因为地上泥泞。四川阴雾多雨，“蜀犬吠日”，是很生动的俗语。脚下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摔跤。我拄着一根竹竿，穿着草鞋，绾起裤脚，跟着苦力们翻山越岭。吃的是小店买来的“帽儿”头（满满尖尖的一碗饭），虽然没有什么菜，吃得碗底不留一粒饭。晚上与苦力们一起寄宿村栈，一桶热水供10多人泡脚，泡后像泥浆。然后，往硬板上一倒。苦力很幽默，说：“蚊妹要来看你了。”鼾声与蚊声齐鸣，是大自然的夏夜交响曲。

走近家门，二嫂先看见我，叫了一声：“幺老子回来了。”母亲原先卧病在床，听了二嫂的话，雀跃而起。我在家6星期，她一点没有病象。我们每天闲话家常，阔别8年，要说的话真多呀！

离家回上海之前，我心中万分难过。过去8年，为了让我专心学业，家人未要求我寄回一分一文；他们宁可自己缩衣节食，让我走向世界。尤其是母亲，爱我情深，年老多病，却不要求我侍奉左右。今后，我要从事平教运动，俸薄责重，她不但未加阻止，还频频嘉勉。为了我的前程，她付出的是怎样的代价！

临行，我向母亲说：“儿不孝，又要离家远行。”她说：“你是男儿，应当到外面去，你替社会做事，显亲扬名，我高兴得很。”她没有流一滴眼泪，站在门口，看我渐渐走远。

回上海后，从二哥的来信，我才知道，母亲待我走出视线以外，转身回屋，倒在床上哭泣终日。她的自制力，真了不得！

至今，每当我想起这60多年前的情景，还觉得心酸，忍不住要流老泪。那是我与慈母最后一次的相聚。我至今后悔，那次没在家多住些日子。我应当多陪陪她，至少一年。这是我终天之憾。

回川时，我带了雅丽的照片，母亲看了很喜欢，促我早日成婚。

1921年9月23日，雅丽与我在上海圣约翰教堂举行婚礼。我们一共只花了65块钱，而诸多佳胜。我们买了好些带枝的修竹，用线绳捆札在教堂中的柱子及四壁之上。绿叶红灯，相映成趣。

雅丽的伴娘，是她的妹妹灵毓。我请Andrew Wu做我的伴郎，他那时在之江大学教书，后来是同校的院长。另有一位银行家（惜忘其名），自动要做我的伴郎。因此，伴郎有二。

雅丽在女青年会的同事及我在青年会的同事，都是贺客。很大的教堂，座无虚席。礼成后，雅丽的学校为我们开了一个茶点会，招待来宾。

一位朋友在莫干山有度假小屋，借给我们。在清幽的山林中，度过甜蜜的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