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运动的阶段

上面已经说过，乡村建设之产生是由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动，故其发生与鸦片战争后先后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戊戌新政运动，辛亥革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民国十五年（1926）的国民革命，有同一的要求和同一的心理背景。不过每一次所表现的形式颇有不同，乡村建设所表现的形式是各地实际社会中的实验工作，希望从一县或一区甚至一村之中，做出相当具体的事业来，或在实验的工作中，希望求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来，而进而重新建设社会的机构。这个实验的工作，或称实验运动，拿来比较鸦片战争以来的五次大运动或革命，论范围，是一次比一次扩大；论意义，是一次比一次的深沉；论对于挽救危亡的目的，是一次比一次的接近，虽然危亡的征象也一天比一天的增加和暴露。至于每次的性质，大抵是补足前次的缺陷：第一次（指太平天国运动）是比较破坏的和武力的，第二次（指宪政运动）是比较改良的和和平的，第三次（指辛亥革命）兼有一二次的性质而仍是比较破坏的和武力的，第四次（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兼有一二三次的性质而仍是比较改良的和和平的，第五次（指国民革命运动）兼有一二三四次的性质而仍是比较破坏的和武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破坏”，一个“比较和平”的演进，好像一三五次的运动都是比较破坏的，而二四次的运动比较和平。即是每一次破坏之后即有较和平的改良运动。乡村建设是继国民革命运动之后发生的。这也是一个和平的建设运动。这个运动最少可以补救前五次的缺陷，第一，它注意到大多数人的教育问题；第二，它使国家的建设注意到求大众化的问题，而使国内人人都能相当享受国家的权利；第三，它注意到一切政令、法律、制度，如何与人民生活相扣的问题，使人民把国家的政令、法律、制度，看成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以上三点虽未完全实现，但这个运动实含有此三种意义。

实验运动若果止于实验工作，那也就毫无意义了。它往后一定要有进一步的发展，而引到另一阶段去，始有它的功用和价值。回顾到我们研究实验的阶段，好似只是纯学术的研究，其实，在这些学术的研究中，处处顾到实际化和推广化，就是要从学术的研究引到政学合一的新境。现在已经走上这一个阶段。随便举几个例，定县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后的工作，就感觉到使学术政治化、政治学术化的必要。邹平也是一样，可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我们的乡村组织，在最初的意思，很想用教育的力量提倡一种风气，从事实上去组织乡村，眼前不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末后冀得政府的承认。原来的意思是如此，邹平过去的做法也是如此。可是现在不然了，现在自己操政权，自己可以改订法令，仿佛是两个系统（文化运动团体系统与现政权系统）合成一个。这样的方式，就全国大局说是不会如此的。邹平既合成了一个，所以不能不想法子将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自己操政权又作社会运动，故不能不将行政机关变成教育机关的样子。”（见其《乡村建设理论》）所谓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也就是政治学术化的意思。这个政学合一的主旨，仍为研究实验上取得一种方便，其结果将引到又一阶段去，这又一阶段就是政府推展的阶段。

政府推展的阶段在今日虽尚未成立，但这个趋势是可以看出来的，在江西省政府方面的乡村建设工作就有类乎推广性质的工作，只要研究实验方面有了具体的办法，即可以在政治统一的局面下推展出来。乡建的实验运动到了这个阶段才能完全措诸实施，而见更重大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