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会内

17世纪初叶，天主教传教士，身穿儒服，来到中国。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有一定的贡献。18世纪初，罗马教皇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的政令习俗，如祭祖祀孔，发生“礼仪之争”，清廷因而禁止传教活动。

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到达广州，是基督新教来华传教的开山祖，也是最早中文《圣经》的翻译人。他不但对新教的传播，作了巨大的贡献；对西学的入华，也有很大的影响及于后世。他编纂的《华英字典》，方便了中英文化的沟通。为纪念他，1836年在广州正式成立了“马礼逊教育会”。此会塑造了以后的大部分西学堂，包括我所读的在内，因抄一段译文在此：“本教育会的宗旨将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读中文外，还要教授他们读写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他们手里。这些学校要读《圣经》和有关基督教的书籍。”我所读的学校虽不是“马礼逊教育会”所资办的，但教学大致与此宗旨不差。

影响我一生至深的是内地会。此会是怎样来的？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华的活动，逐渐由五口、沿海、华北，扩张到内地。1854年，英国的中国布道会，派遣传教士戴德生（又名戴雅各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到上海、宁波一带行医传教。因此会缺乏财力从事较具规模的传道工作，戴氏于1857年脱离中国布道会，而自行传教于浙江各地。1865年，他创设了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其原则有四：（一）这个会是跨宗派的，任何宗派都可参加；（二）这个会是国际性的，任何国家都可出人出钱；（三）这个会要求传教士和中国人打成一片，生活、起居、衣着尽量地中国化；（四）这个会的主要目标不是招收教徒，而是面向全中国以最快的速度传播福音。

由于戴氏的热诚和才干，内地会成为入华传教最具规模的教团。总部设在伦敦，总办事处在上海。1905年，戴氏在长沙去世时，内地会在中国共有82万教士。去世前不久，他曾到四川去巡视教区，在一条江船中，我碰到过他，很衰老的样子。我最记得的，是他睡在一个很特别的枕头上。枕头中间有个洞，他的一支耳朵就贴在这洞上，大概这样耳朵可以通气。

内地会入于四川省，早在1877年。1895年，在保宁府创设教堂。两年后，英国的一位青年牧师William H.Aldis（1871～1947），奉内地会之派，到安徽省安庆府，学习华文和习俗。历经旅途的艰险，在1898年6月，他到达了保宁。在那时期，一般川人的反教情绪激昂，引起教案多次。凡是官吏，不论品级，都是以教案为头痛的。四川总督也不例外。当Aldis，也就是姚明哲牧师刚到保宁，川督就令全省教士撤离。姚牧师不得不随所有的传教士离川东下。他信心坚强，不惧危险，半年后，又回到四川。

20世纪初年，内地会在巴中县开设了一个福音堂。堂中有数位外籍传教士，延请我父亲作中文教师。父亲有诗云：“炮响天明起着衣，洋堂教授犹嫌迟。我儿何日得知事，睡到邻家饭熟时。”由此可见父亲教书的辛苦和传教士学习的努力。巴中县有城墙，有钟鼓楼，早午晚鸣炮报时，等于是全城人的闹钟。那时代，钟还是贵重之物，非普通人家所能有，表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