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教之
1918年初夏，我和两位中国大学毕业生自纽约搭美国军舰，首途欧洲。同船的是美国军队。
当时去欧洲，是很危险的。我们一路去的，共三条兵船。前面一条被鱼雷炸沉了，后面一条也炸沉了。我们居中，幸免于难。
在我们到达法国之前，北美基督教青年会已在法国军中的华工营开始服务和福利工作。1917年秋，哈佛大学学生史义瑄首先参加。约40个服务站相继成立，工作人员多为中国人，也有美国人。1918年春，青年会更在美军借用的华工营中展开服务工作。
我在6月中抵达法国北部的布朗（Bonlogue）。那里有5000余华工，多来自华北，以山东为主。有些在工厂工作，有些装御粮食物资，有些修路，有些挖掘战壕，有些埋葬尸体。我经常跟他们一起活动：翻译，传达，也间或说笑唱歌以鼓舞士气。中国人一向敬重读书人，华工也不例外。他们知道我们这些书生，自愿放弃在美国平稳舒适的生活，冒险来到战场为他们谋福利，对我们格外感佩。我们见他们如此辛苦勤劳，同情之余，也怀着敬意。他们和我们，虽不冲锋陷阵，但生活在战区内，随时可能有意外之事发生。大家生死与共，亲切之感，自然而生。
寂寞单调，是战区生活的一般写照。夕照西沉后的时间，尤难打发。华工的心境，好似刘延陵的《水手》所写的：“他怕见星儿眨眼，云儿翻浪，他记起了故乡的人儿在井边晾她那青布衣裳。”
这种心情，青年会是了解的。通达情理，因人施教，是青年会能在世界各地延伸发展的一个因素。第一次大战期间，它在华工中所展开的福利和教育事业，得要适当，亲切周到，深得华工之心，为海外华工史上前所未见，在中美人民友谊史也可记一笔。一些温馨旧事，我仍记得。
每个工营都有公共食堂，那是晚饭后的聚会所。有时放电影，开留声机听唱片，或做点游戏。中国的动态，欧洲的战况，也是华工所关心的。各工营内分发有英文的新闻简报，服务的学生摘要翻译，再为他们口述。
华工最需要的一项服务，是替他们写家信。我到布郎后不久，一天晚上，一个华工来找我，胆怯地问：“晏先生，您能不能替我写封家信？”我替他写了。第二天，有四五个人来找我写信。一个月后，每天晚上有几百人来找我。
他们的信很简单，报平安外，就是兑钱回家。但每天晚上，写百余封信，代办汇钱手续，也需相当的忍耐。几个月后，我觉得这不是办法。灵机一动，我召集了一个大会，把5000华工都拉去开会。我站在台上，对他们说：“从今天起，我不替你们写信了，也不讲时事了。”
台下大笑，以为我在讲笑话。我继续说：“从今天起，我要教你们识字、写信。”底下又大笑。
我又说：“谁愿意跟我学，请举手。”没有声音。过了一会，有40几个人慢慢地举起了手，只举一半。
我说：“愿意学的人，今晚来找我。”我宣布散会。
那一晚，是我生平中很难忘的一晚。在公共食堂里，几个华工和我围坐一张饭桌。我的面前放着一张小石板、一枝石笔。我对他们说：“我先教你们认数目字，这样你们才会认钱、数钱，慢慢再学汇钱。人生在世，不是为赚钱，可是为了生活不能不赚钱。你们冒险来这里，辛辛苦苦地做工，为的是赚钱养家。好不容易赚了钱，自己却不会寄回家。我愿意为你们汇钱，但是我知道，你们觉得不好意思总是求人。求人不如求己。认字不是什么难事，只要肯用心，天下没有什么学不会的事。大家都是天生下来一个脑袋。放着现成的脑袋不用，不是很可惜吗？父母给我们脑，并不是叫我们顶在头上加重量；如果只是白白地顶着，等于是无脑。你们是愿意做有头有脑的人呢？还是做有头没脑的人呢？”
我一本正经地说，他们一本正经地听着。听后，没有人回答我，也没有一个站起来走开。我了解他们的意思，就开始教写中国的“一、二、三、四、五”，再教阿拉伯数字。他们聚精会神地看，好像每个字都是奇妙的。我用石笔在石板上写，他们跟着用右手食指在大腿上画，眼中闪着光，嘴中念着数，那种认真而诚挚的样子，纵是铁石心肠者，见了也会感动。
第二晚，有10来个华工来跟我学认字；第三晚，有数十个。公共食堂里，既没有黑板，也没有讲台，更没有课桌椅。一切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我请工营发给愿学认字的华工每人一个小石板，一根石笔。晚上，食堂里那里有空，东聚几个，西集几个，在石板上学写字。我流动地教，个别地改，看到他们那么兴致勃勃地学习，而且所学可以马上致用，心里觉得很高兴。表面上看，我在教他们；实际上，他们指点了我一生的方向。自孔夫子以来，中国人崇尚“有教无类”，然而2000余年来，工农贫苦大众仍然是失教的。华工的向学，给我一个承先启后的动机和机会。平教运动实是“有教无类”的彻底实现和高度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