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天荒的事

教华工时，我把握着两个原则：一是因人施教，二是就地取材。教他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发展脑力以适应生活的需要。因此，所教的是他们生活中最常用的字、最需要的字。所谓“就地取材”，就是从生活中吸取教材，为的是密切连结教育与生活。

华工学会写数字后，我就教他们写各人的名字。他们习于打手模脚印，忽然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都高兴得了不得。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正看侧看，得意中有一份骄傲。我常说：“你写得好！”如需要改正，就说：“让我来试试。”“不好”两字，难得上我的口，至今如此。

然后，我教他们写家信中常用的字，如：“父母亲”、“大人”、“平安”、“健康”、“保重”等等。每教一字，我大声念给他们听，他们跟着念。40多人合起来的声音，是既洪且亮。那种摇头摆脑的神情，和中国小学生背书时一模一样。

这种琅琅之声，很快地传到工营福利部主管人寇耳上校（Bert Cole）的耳朵。他跑来了，问我：“晏！他们为什么这么吵吵闹闹？”

我说：“他们不是吵闹。我在教他们认字呢！”

他从来没听说过教工人识字，带点怀疑地“喔”了一声。他曾在中国的青年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华工很同情。既然华工愿意学，他就让我们继续嚷嚷。

那最早跟我学识字的40余位华工，每晚学习1小时左右，4个月后，其中35位可以写家信了。为了鼓励他们，我请了一位将军来主持毕业典礼。5000华工来赴盛会。35个华工，一一从这将军的手中领得一张大红纸写的毕业证书。这是当时华工营的一条新闻，也是人类教育史上一件破天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