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平民教育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1950年10月24日)
这里的朋友们常常问我,为什么在中国这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里,不识字的人数比例会如此之高?理由很多,我可以简单地列举下面几点:第一,由于历代王朝有意识地执行愚民政策。让百姓愚昧,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利的。第二,中国的文字与语言很复杂,一般人差不多需要一辈子时间才能掌握。第三,士大夫对平民毫不关心,以致多少世纪以来,士大夫及平民自己都把人民的文盲现象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即使在民国成立之后,公众教育制度仍然很不完备,甚至不能解决学龄儿童的教育问题,更谈不上数以百万计的没有上过学的青少年及成人了。中国的教育表面上虽然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但并非人人都能够受到教育。
朋友们,关于中国的平民教育及它的开端,其简况如下:首先,它在法国的战场上开始,之后在中国的农村。先是在一个县,之后推广到有几个县的地区,最后推广到有3000万人的整个一个省。经过20年的深入研究和实验,以及实际推行,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实施了一套可以提高平民群众的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的现实和有效的基本方案。为了让平民有一基本的起点,为了使现代工农业能有效地运行,这是非常必要的。当时这一方案已准备就绪,可以在全中国实行。为了使其在全国实施成为可能,至少有两个要素是必不可少的。其一是政治权力,其二是充分的资金。我们是民间机构,因而能进行深入地研究,但却不能进行广泛的全国性的实施。我们原来希望抗战之后,我们可以在全国实施这一方案,但却没有得到这种机会。当时的中国政府,深深地陷入内部冲突,已无暇顾及这一为人民谋福利的方案了。
但是,1948年发生的一些事,使得平民教育运动又有机会来大规模地将其经验贡献给中国的建设事业。在平民教育运动美中委员会的邀请下,我于1947年到美国。这一委员会是由一些杰出的美国公民组成的,他们十分关心我们在中国的平民教育和社会建设的计划。那时,美国政府对当时在中国进行的美援所取得的效果很不满意,但它却仍有意继续对中国提供援助。当时的国务卿马歇尔将军和一些众议院的外事委员会和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了解到中国平民运动的工作后,要求我提出建议,如何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我特别强调地向他们指出,帮助中国的最好方法是帮助中国人民,而帮助人民的最好方法就是要帮助他们自力更生。在这些美国人士的要求下,我准备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长达20页,是根据中国平民教育运动25年来的经验写的。其后,国会在1948年3月31日通过的一项中国经济援助法案中,就包括了这一备忘录的内容。该法案拨款27500万元,其中的10%是指定用于援助中国农民的乡村建设方案。
为了实施这一方案,成立了乡村建设联合委员会。它包括两名美国委员和三名中国委员,分别由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统委任。由于这一工作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以及世界其他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具有重大意义,我想向你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联合委员会的工作。我本人是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联合委员会在中国实施的方案,主要根据我已向各位描述过的四点计划,其重点在于生计和增加生产。时间不允许我向各位讲述联合委员会所从事的各个重要项目,如扫盲、直观教育、公共卫生及农业教育。我只想在此提到两类项目,希望这能够帮助说明,在有了足够的资金和得到了政治力量的支持时,可以做多少大规模的工作。
让我们先谈谈生产。在生产方面联合委员会最大的投资是兴修水利。这笔费用几乎占了总预算的50%。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委员会发现兴修水利是帮助中国农民改善生活的最快方法。在我对各位讲话的过程中,我曾谈到湖南省,这是中国的“粮仓”。在这个省里借给了省政府100多万元贷款,以便在洞庭湖一带修建水坝。洞庭湖区是全省最大的产米地区。必须指出,所有发展生产的措施和经济改善方案,都是在投资相等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件事中,地方政府和人民必须提供和联合委员会贷款相等价值的现款、物资或劳力的投资。这一水利计划的结果是湖南由于得到水利的帮助而增产了大米,其总量约相当于中国每年进口大米量的2/3。
湖南可以代表该委员会在华中地区的工作。现在我想谈谈委员会在中国西部四川省所做的工作。四川是一个大省,总人口将近5000万。这个省在水利方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2000年前一个叫李冰的工程师,为四川西部的成都平原创建了一套叫做都江堰的水利工程。这一水利工程在过去的2000年中灌溉了200多万亩土地,也就是333333英亩的土地。这一套工程一直工作得十分有效,就连现代的工程师们也提不出改善它的意见。这个省的建设署署长是个既有强烈事业心,又有突出成就的人。他提出了一项巨额的水利工程预算,几乎高达200万元之多。当时我们告诉他,我们联合委员会在给予这类援助时的方针是,要求省政府筹集预算50%的款项。他说对四川这样一个20多年来一直受到内战和外敌摧残的省份,这么大的款项是很难筹集的。但是,我们坚持必须按我们的方针行事,最后他想出办法要联合委员会写一封正式公函,说明可以提供100万元的贷款,但条件是四川省参议会能够通过同样数目的拨款。我们照他的要求做了。署长到省参议会作了为时只有几分钟的发言。他对他们说:“诸位先生,大家都知道我省极需水利,但我们太穷,无法解决。现在这些美国朋友和我们中国同胞们,通过中美联合委员会可以贷款100万美元,以便浇灌我们这一广大地区的土地。这些远来的朋友愿意帮助我们,你们难道不愿意帮助自己吗?我手中持有联合委员会的正式公函,保证可以提供贷款。诸位先生,你们将如何做决定呢?”参议会全体鼓掌,立即投票决定拨款100万元,达到和联合委员会贷款同样的数目。朋友们,那是省参议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投票支持拨如此巨大的款项来发展中国农民的经济福利。
我想提的另一个项目,是可以代表那些需要有政治权利才能实行的项目。我指的是对中国农民特别有意义的土地租佃改革。中国佃农的命运是很苦的。他们常常要付出收成的50%~80%作为地租交给地主。大约六七年前政府颁布过一项优惠法律,允许佃农减交地租25%。但是法律通过后却没有实施。这次委员会抓住机会帮助政府实施这一法律。我们和省当局谈判,特别是那些地租苛酷的省份。最后经过委员会同意训练监督人员、纠查员和地契登记员,并在他们工作时付给他们生活费和旅差费之后,才取得了合作。仅仅在四川一省,就动员了10万工作人员。这个项目成功地在广西、台湾和四川等省实施了减租法,使得2500万农民摆脱了多少世纪以来压在他们身上高额地租的沉重负担。
美国国会对联合委员会第一年的工作结果十分满意,因而再一次拨款将近1500万元。现在我需要指出联合委员会虽然有权支付到3000万元,但它在一年半的活动中却只用了不到800万元。而它的一些经济与社会建设的项目,包括发展农业、组织合作社、公共卫生、教育、水利及地租改革等却遍及7个省份,估计有6000万中国农民受惠。同时请注意,在这800万元中,其75%即600多万元是用于给农民的贷款。贷款而不是施舍。不仅如此,这些贷款引起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反响,他们也拿出同样数目的现款、大米、材料和劳力。这些贷款将按照联合委员会和当地政府及人民同意的条件偿还给联委会。在这笔钱还给联委会之后,在这些省份中又建立了乡村建设基金会来进一步促进乡村建设事业。具体用在6000万农民身上的社会福利费,仅仅是250万元,也就是每个人只摊上4分钱。
美国政府认为这一乡村建设方案是成功的,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我来到美国后,这里的朋友常常问我,这一方案在中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据我看,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的几条重要原因:
第一,因为这是一项联合的事业,是中国和美国成员之间的合作事业。本委员会被称为联合委员会。它是一种“合伙”事业。在我刚刚提到的备忘录中特别强调了这“合伙”的概念。如果这一项目仅仅是美国或中国一方去实行,我怀疑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第二,因为这一方案不仅承认技术性技能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忽略社会职能的重要性。这使我想到外国商人早年到中国销售留声机的一个故事。他们的广告中有一幅画是一只狗在听留声机。对中国人来说,这幅广告毫无意义,因为中国人对狗的态度和美国人完全不同。在美国狗是宠物、是人的好朋友。宣传的意思是留声机保留了真实的声音,就连狗也听出了它主人的声音。这是西方概念。对东方人来说,狗就是狗,可以用它来看家,但一般说狗是被人瞧不起的畜牲。因此对中国人来说,他们看不到留声机与狗之间的关系。更何况当时他们也不知道留声机是什么东西。在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建设工作中,仅仅有科技方面的技能是不够的,必须充分考虑人民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方面的背景。近年来,关于科技方面技能的议论是如此之多,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强调社会职能,特别是在亚洲国家里。
第三,因为联委会特别注意到必须鼓励并启发当地的积极性。联委会本身并不去做具体工作。它所做的事是经过细致调查之后,找到那些在乡村建设方面正在做很好的工作的当地的机构及个人,比如说在教育、卫生、合作社、农业和水利方面,然后给予他们财政援助和技术指导。联委会的目的是想让那些在国内已有根基的当地机构能够发达和繁荣起来。联委会到底不能长期存在。它的一些计划早晚总得结束。所以鼓励地方积极性并帮助地方组织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多,至少有两点好处。一是联合委员会本身不需要维持一套人员过多的复杂机构,另一点是当联合委员会结束工作时,当地的领导人和地方机构就能自己继续实施这些方案。任何经济或社会的改革,要想持久的话,必须扎根于人民之中。
第四,因为在进行其物质建设方案的同时,联合委员会在可能情况下,也推行一些社会建设的措施。去到一个不发达国家,很容易看到的是那些明显的问题,即亟需物质上的改善,因而容易忽略社会改革。这对人民却是利少而弊多。比如说,如果联合委员会仅仅促进水利工作,但是却忽略了减租和改革地租法,那么由兴修水利取得的好处就将全部归于地主。如果联合委员会帮助农民使用良种和化肥来增加生产,但是却不同时做工作推动合作社的成立来解决信贷与销售问题,农民就将继续受到中间商和高利贷的剥削。物质建设,如果没有同时进行的社会建设,将会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第五,因为这不仅仅是一项建设方案,而是求得解放的方案,解放人民潜在的能量。在每一项经济项目中,联委会都特别强调合作的基础是相等承担义务。虽然当地人民遭受了20多年的内战和外来侵略,他们却尽力做出各种牺牲以提供相等数量的筹款。通过财政援助,不仅动员了当地的资源,而且当地的领导人也被吸收进来为整个建设方案做出他们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称之为“发芽性的货币”。说到底,就是美国金钱也不是用之不竭的。能在用钱时经济一些是好的,但是还必须创造性地使用,让它能“发芽”。亚洲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以及全世界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他们今天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解放,解放人民的潜力和财富。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方案是土生土长的,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和发展出来的,不是从外面或上面强加下来的。就因为是土生土长并适应中国的需要和条件,联合委员会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经费那么少的情况下做出那么多的成绩。在我所阐述的所有的原因当中,我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它使得联合委员会在中国的方案能够成功。我怀着虔诚的心情告诉大家,我很高兴中国平民教育运动,一个土生土长的运动,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并把它的经验提供给联合委员会。
根据最近发展的情况看,联合委员会在中国的工作,已经对杜鲁门总统的四点计划产生了影响。伊朗是第一个从四点计划中接受援助的国家,它也组织了一个改进农村联合委员会,是按照中国联委会模式办的,同样也强调教育、农业和公共卫生。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谈到中国。你们以为一些基本问题,如文盲、贫穷、疾病和管理不善只是中国一地的问题吗?请看一下东南亚的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印度次大陆——在这些国家中,文盲数字很高,达到80%以上。人们十分贫困,受到疾病的危害和管理不善的痛苦,这种管理有的是自己人,有的是外来强权。现在我们再从占有世界人口一半的亚洲看看拉丁美洲和非洲。那里又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些基本问题——文盲、贫穷、疾病和管理不善。
令人震惊的事实是世界上有2/3的人是文盲,饭吃不饱,房不够住,并且生活在远远低于人类应有的最低水平线之下。
中国的圣贤在3000年之前就教导我们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3000年之后,联合国宪章用不同的字句表达了同这一样的基本道理。宪章一开始就说:“我们联合国人民。”宪章不是说“我们联合国的外交家们”或说“我们联合国的将军们”。宪章只是说“我们联合国人民”。但是这些被认为是联合国的基本力量的人民,却有2/3的人不认识联合国宪章的字句。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仅仅是上层建筑。联合国想要完成其使命,就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心中,并得到世界人民大众的智慧和良心的支持。
正像人民是一邦之本一样,人民也是世界的基础。基础巩固,世界才有希望享受安宁。但如果像现在这样,基础的2/3是软弱无力的,那么全世界的男男女女尽管高喊和平、和平,却不会有和平。因为没有通向和平的捷径。当世界人民只有1/3的人受过教育,另2/3的人是文盲;只有1/3的人得有温饱,而另2/3的人挨饿;只有1/3的人健康,另2/3的人受疾病的折磨;只有1/3的人自由,另2/3的人是奴隶,世界怎么能有和平呢?
我并不赞成降低1/3的人的生活水平来以便和其他人拉平,我是赞成提高2/3的人的水平来拉平。这并不是幻想,这是可以做到的。归根到底,人的基本水平是普遍的。在这一基本水平上,在一个国家里发展起来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可以适用于另一个面临类似的基本问题的国家。中国平民教育运动25年来在处理这些我刚刚描述的基本问题中所取得的经验,应该可以作为一项有益的模式。
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中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论其种族、肤色和信仰都应享有最起码的教育,即能识字;最低的生活,即能吃得饱;以及最起码的健康保护和自治。
各地人民不仅应该享有这些,而且他们正在要求得到这些,甚至在为此而进行斗争。落后的人民正在向前推进。他们要求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他们要求生活的权利。谁能真正帮助世界上那些享受不到权利的那2/3的人民实现他们合理的愿望,谁就是胜利者。
在民主与专制这一世界性的斗争中,不仅有军事战线这一面。问题远远超出这一点,还牵涉到心理、社会和经济战线。取得人民的善良意志和制造坦克、炸弹同样重要。稻田的重要性不亚于战场。经济与社会战线和军事战线是同样必要。
就在几天前,我在报纸上看到美国计划在军事战线上支付约500亿元。但是在经济和社会战线上,也就是四点计划,仅仅花费3500万元。要把这些大到像天文数字的费用简化为容易掌握的字句,那么可以说是用于一个警察身上所费是1000元,而用于每个人自己家庭的却只是7角钱。
谁也不否认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强有力也是最富有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战线上,而这实际上是争取世界的不发达国家人民友善的方案,没有哪一个国家,包括苏联在内,能和美国较量。这就是美国的时机,也是对它的挑战。仅仅去反对这样或那样是不够的。像美国这样一个伟大而充满活力的年轻国家,不能生活在简单的消极方面。为报答上帝所赐与它的无穷幸福,美国应该支持一项积极的、建设性的社会和经济建设计划,来提高世界上沉沦在下层的2/3的人民,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去掠夺剥削他们;使他们能在我们共同的为世界和平与自由的斗争中,成为平等和全面的伙伴。和平缔造者应该比战争制造者更有远见卓识和勇气。
近来美国最常用的一个词是“危机”。大家都在谈论危机。据说我们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确实是这样,但我们该怎么办呢?你们知道中文“危机”这个词吗?它由两个字组成,一个是危,意思是危险;另一个是机,意思是机会。危机是危险加机会。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处理危机,将有巨大的危险,即有消灭全人类的危险。但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保佑我们能对付它,将有巨大的时机引来一个世界和平的新纪元。危机确实在我们面前,是危险还是机会,那就看我们怎么做了。
(唐笙译 唐建文校)
[1]本文是作者在麻省威斯里学院远东研究所的讲话稿。国际乡村改造学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