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度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观点

作为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传统学问，政治现实主义在应对制度主义的挑战时，重申国家至少在政治军事关系中面临着严重的行为限制，由此削弱了合作的潜在可能。根据这一观点，具有无政府性质的国际环境使得国家只能依赖自助策略并追求相对收益。[8]

不过，现实主义理论确实承认在严格定义的情况下，合作有可能被理性地选择。例如，国家在面临危险的军事威胁时会相互合作。因此对现实主义理论而言，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联盟并不足为奇，因为联盟大多是应对威胁和危机的权宜之计。国家能够也愿意通过合作威慑或打败强大或有威胁性的国家，但是这种合作是偶然的，不稳定的，是权力不平衡或严重威胁引发的危险带来的副产品。[9]在潜在的权力不平衡或有威胁的形势下，如果有一个霸权国创立并强制实施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制度，合作是可以促成的。由此，根据现实主义观点，冷战期间美国的联盟体系可以通过欧洲潜在的权力不平衡、苏联构成的威胁以及在非共产主义阵营中美国霸权的存在这些综合因素予以解释。

在现实主义理论看来，这样的合作是暂时性的，会在促其生成的特定条件消失之后迅速消失。因此现实主义理论者预期，随着冷战的结束，在冷战时代权力两极分化基础上建立的制度不可能保持其有效性或存活下来。与此相反，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制度只要能帮助国家克服不确定性就对国家有着普遍价值。冷战的结束支持了制度主义理论的假设：不仅相当数量的安全制度保持了下来，而且有些（如北约）甚至获得了新的功能。不过，国际制度在效用和持久性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作者们对本书的贡献超越了有关制度持续性的命题，探讨的是国际安全制度的动态发展及其影响的差异。

制度主义理论被批评为夸大了合作的可能性，或者没能充分研究分配问题和讨价还价问题。[10]权力和利益固然是重要的，事实上，这是制度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一个命题基础，而不是被它忽视的内容。对制度主义理论更严厉的批评是它过于强调对合作的解释，有时会造成对分配问题和讨价还价问题，以及对旨在通过武力改变形势的策略考虑不足。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线索就是要理解为了实现合作的潜在共赢，安全制度是如何建立的，以及制度中的冲突是如何由分配问题引起、并经常因讨价还价的动态过程继续下去。通过直接而非论战式地应对现实主义的批评，我们寻求在特定安全制度的背景下，通过将国家权力和制度的动态过程联系起来，超越徒劳的辩论。(https://www.daowen.com)

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中简述的那样，我们所说的制度主义高度依赖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和理性假定，虽然是“软性”的理性假定。我们在一定限度内把国家看作理性行为体，其策略可以被看成国家领导者理性计算的结果。有时，国家内部的联合政治和制度政治会使这些策略在国际上自相矛盾或毫无成效，但是理性行为的假定作为首个近似值有助于理解许多国家行为。

历史制度主义通常反对理性假定，并把它看作契约模式的静态特征。不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变化，行为体自身的特征也在变。他们争论说，如果不放宽理性假定，以及对行为体偏好固定的假定，那么制度变化的问题就无法得到充分解决。[11]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观点，许多契约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对当代制度或者它们在短期内活动的关注过于短视，导致了他们回避制度变化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样，建构主义学者也对固定偏好和工具性行为的前提假设进行了批评。[12]

我们的兴趣点既在于相对静态，也落脚于变化。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些国家之间（例如冷战时期的北约成员），关于基本偏好固定的假设似乎是合理的。其分析性优势显著，因为它可以防止分析者一遇到行为改变就循环推断“变化了的偏好”。当偏好固定的假设被认为合理时，就可以通过观察偏好给定的情况下，制度如何影响行为体面临的诱因，并由此影响他们的工具性策略。然而，如果发生了根本性的震荡或者经过了较长时期，行为体和他们的偏好确实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些条件下，分析者就不得不去探究社会的根本利益以及施动者（国家或政府）的偏好会如何变化。国际制度在这些变化中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过度强调制度的影响，尤其是相对于科技、地缘政治形势或国内政治方面根本性变化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