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北约正在从一个针对威胁的排他性联盟转变为一个主要关注风险的包容性安全管理制度。美国当前关于北约东扩问题的辩论似乎忽视了这一点。有些反对者担心会疏离俄罗斯，还有些人批评1997年5月与俄罗斯的磋商协议会对北约军事实力产生所谓的稀释影响。二者似乎都假定了北约仍将是一个军事联盟，虽然一些批评者对这样一个联盟（号称威胁着俄罗斯）的扩张感到悲哀，而另一边则攻击说这样做弱化了宪章第五条的保障，并在北约决策中给了俄罗斯发言权。
如果北约正在成为一个安全管理制度，那么这场辩论看起来就非常不一样了。北约的军事功能会随着威胁的降低而减弱，它会逐渐扩展以涵盖欧洲所有致力于在领土现状基础上维护和平友好关系的民主国家。那些想要促进俄罗斯向民主和平转变的人应该支持而不是反对这样的转型。
显然，这样一个制度性转型会很艰难，而且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俄罗斯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成为北约中够资格的伙伴。同时，可能有必要重组北约的决策机构，使它能够在成员增加到20或25个时仍能有效行事：就像在欧盟中那样，这也许要求某种形式的有限多数投票。无论哪种情况，北约的扩张都需要在清楚理解一点的基础上进行：不要超出一个排他性军事联盟的地理范围——不能出现将宪章第五条应用于俄罗斯边界以南或以西的可能性——而是要建立一个限于欧洲的包容性的安全管理制度。
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这样一种困惑，即让俄罗斯、西欧、美国的政治家或者能够影响到政策的精英们误以为北约仍将是一个以威胁为主的排他性联盟。基于这个前提制定的政策将是不合时宜且适得其反的。
如果北约的转型能像我们希望那样成功实现，北约将只会是一个次级的安全制度——和欧洲协调一样——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存在，拥有来自其成员的高度承诺。历史让我们只能谨慎地乐观。但是无论是与以往的各种结盟或联盟，还是与欧安组织和西欧联盟这些当代组织相比，北约都以其广泛的制度化和其成员做出的高度承诺而大为不同。
作为一个成功的联盟，北约正在把过去建立的用以应对威胁的做法和网络作为资源，用以适应其作为国际安全制度的角色。和早产儿基金一样，它抵制住了功能成功势必导致制度消亡的逻辑预期。它转变为包容性安全管理制度的前景是光明的，只要决策者能认识到北约的扩张必须与针对风险问题而不是威胁问题的重新定位并道而行。
[1]本研究获得了哈佛大学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WCFLA）、苏联及东欧研究国家委员会以及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的支持。他们不对本研究的内容或结果负责。我们感谢Lois Kaznicki对本研究的出色协助。我们尤其感谢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联盟研究小组以及柏林自由大学跨大西洋研究小组的成员们提供的见解、想法和批评，我们和他们一起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多次颇有成果的会谈。我们还要感谢国际研究协会（ISA）1995年芝加哥年会上联盟理论小组讨论的参与者，以及参加欧林学院国家安全小组在国际事务中心举行的研讨会的成员。我们感谢Robert Art，Peter Barschdorff，Marc Busch，John Duffield，Christopher Gelpi，Hein Goemans，Peter Gourevitch，Iain Hohston，Mark Kramer，David Lake，Jeff Legro，Lisa Richardson，Stephen Walt以及Reinhard Wolf为本论文各种版本给出的书面评价。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同事Helga Haftendorn，她在过去的几年中对本论文的几个草稿给予了敏锐而全面的评价。
[2]Mearsheimer（1990）；Waltz（1993）.
[3]此论点引申于Keohane and Nye（1993：19）。
[4]这个讨论以基欧汉的观点为基础，并做了修改，见Keohane（1989：4-5）。
[5]Hart（1961）.
[6]Waltz（1979）.
[7]安全也可以被定义得更广泛，甚至可以广泛到等同于维护所有价值观的程度，就像“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所定义的那样。因为定义不是对错与否的问题，我们在此将安全定义在相对有限的范围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广义的定义，只是把概念扩宽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没有必要。对安全相对狭义的定义，可以参见Walt（1991），Art（1994）和Wolfers（1962）。Haftendorn（1991）对安全概念的界限以及限制性定义的局限性做了很好的讨论。
[8]Daase（1992：70-72和74-75）；Wallander（1999：第三章）。
[9]Herz（1951）；Jervis（1978）.
[10]Wolfers（1962）；Fearon（1994）；Powell（1996）.
[11]Stein（1990）；Martin（1992b）.
[12]Wolfers（1962：183）.
[13]Wallander（1999：第二章）。
[14]Betts（1992）.
[15]我们感谢Hein Goemans建议的“包容性”和“排他性”说法，这样可以澄清我们早前努力做的区分，还要感谢Carsten Tams提出了排他性/风险类别以及“域外”这个词（见后面的第三章）。
[16]关于OSCE，参见英构·彼得斯（Ingo Peters）写的第七章。
[17]关于1967年的联合，见Walt（1987：101）。叙利亚和美国联合的例子是由詹姆士·莫罗（James Morrow）1995年2月28日在哈佛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建议的。
[18]塔施豪夫（Tuschoff）写的第五章表明了北约是如何在所有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化的。
[19]Schroeder（1976，1994a）.
[20]现实主义文献对威胁的强调导致了对排他性安全联合的重视，现实主义对制度化重要性的忽视则造成了对制度差异性的兴趣不足，认为它不重要，或者只把它看作深层权力关系的因变量。
[21]Jervis（1976）.
[22]Keohane（1984）；Milgrom et al.（1990）；Shepsle（1986）.
[23]Nye（1990）.
[24]Schelling（1960）.
[25]Powell（1990）；Martin（1992a）；Fearon（1994）.
[26]Keohane（1982：339-340）.
[27]Osgood（1962：72-74，96-98）；Hanrieder（1989：40-41）；Kugler（1993：41-50）；Duffield（1995：39-40）.
[28]Axelrod（1984）；Martin（1995：77）.
[29]关于机会主义，见Williamson（1985）。
[30]关于这个论点，参见基欧汉（1984：100-103）。Stinchcombe（1968：120-121）对沉没成本做过的出色的讨论。“在经济学中，过去的就过去了”这一说法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一句名言中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在政治中，它们是营运资本”。
[31]关于惯性制度论点，见McCalla（1996）。
[32]CoCom代表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关于CoCom的解体及其替代制度——《瓦森纳协定》，见Wallander（1999：第七章）。(https://www.daowen.com)
[33]Schoroeder（1976）.
[34]关于美日安全对话，我们认为是寻求通过建立更稳固的共同期望以进一步将双方关系制度化。见Nye（1995）。
[35]Jervis（1986）.
[36]Schroeder（1994b：第十到十二章）。
[37]Phipott（1996：1）.
[38]French（1995：226）.
[39]同上，第288页。也可参见Cruttwell（1936：36），他认为在1918年三月的灾难爆发之前的关键时期，最高战争委员会充其量不过是个战争辩论俱乐部。
[40]从1918年3月到11月的八个月中，作战组织部长之间的技术性合作没有经过外事部门的斡旋，基本上以联盟战时运输委员会为主，该委员会是为了协调盟军的运输要求而建立的。然而，甚至该组织秘书，同时也是其历史的撰写者，都承认“决策权在唯一的权威手中，那就是英国政府，它可以强迫别国遵守它认为合理的安排，不管别国同意与否，否则就拒绝派遣英国军舰，除非在特定条件下”。这种部委之间的安排是否能在美国的海上资源也可以用来分配的情况下继续就很难说了。见Salter（1921：242）。
[41]M.L.DOckrill and J.D.Goold（1981：131-150）.
[42]French（1995：262），引用战争内阁的记录。
[43]引自Feis（1967：7）.
[44]Nadeau（1990）；Feis（1967）；Edmonds（1991：第九到十一章）。
[45]Ulam（1974：329-330）.
[46]Bradley F.Smith（1996）.
[47]Gormly（1990）。关于苏联在战时会议中对盟国提出的具体要求，更详细的讨论见Ulam（1974：350-357，367-377，388-394）。
[48]赫尔戈·哈夫滕多恩将北约的发展分成了不同阶段：北约一期、北约二期和北约三期。见Haftendorn（1997）。
[49]P.Williams（1985：87-91）.
[50]Kugler（1993）；Schwartz（1991）.
[51]Risse-Kappen（1988）.
[52]Richardson（1996）.
[53]Wallander（1999：第六章）。
[54]Wallander（1999：第三章）。
[55]《经济学人》，1997年2月15日，第22页。
[56]一些关于北约是否应该扩展成员和功能的论点集中在这些问题上。见Asmus et al.（1993）；Brzezknski（1995）；Glaser（1993）；Holbrooke（1995）；Brown（1995）。
[57]关于这个观点，我们感激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欧林学院的蒂姆·斯奈德（Tim Snyder）在1997年3月17日至19日的安全制度会议上做出的评论。北约是否能继续成功地转变还拭目以待，也超出了本论文的内容。关于北约与欧安组织的比较，见Wallander（1999：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