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对论点的反对

总体而言，证据显示出中国对东盟地区论坛舒适度的增加使论坛得以朝着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和更具干预性的议题方向发展。我的论点基于这样一个断言，那就是中国在论坛中的一些社会化特征使参与论坛更令其安心，而退出或阻碍论坛的成本更高昂。这两种影响都无法归结为相对军事实力的特定收益，或者由制度或任何制度参与者设置的旁支付或制裁威胁。

确实，新现实主义有关物质权力和利益观点的各种变量对中国“舒适度”的变化和论坛的演进提供不了什么解释。东盟地区论坛没有被亚太次体系中最强大的行为体操控。许多议程和制度结构都是被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些多边主义激进者推动的。中国这样的地区性强国明显没有在所有问题，甚至在其最敏感的问题上如愿以偿。事实上，正是因为论坛采用的形式，才能使行为体不论物质“实力”如何都能抓住议程。论坛和东盟方式为多边主义激进者打开了大门——这些行为体拥有专门的权威知识，使它们既有可能又合法地影响议程（如加拿大和维和行动）。同一时期内不存在能解释中国舒适度明显变化的物质权力分布的变化。

中国舒适度的变化也不仅是现实政治行为体为了在不激起别国消耗资源性的抗衡反应下增加相对实力所采取的欺骗性策略。如果这一切都只是欺骗，我们将可以预期当论坛处理越来越具干预性和敏感性的问题，有可能影响其核心利益或相对实力时，中国应该不愿意制度和议程发生进一步变化。换句话说，舒适度与制度化/议程程度应该是负向关联的。但是论坛的变化与中国舒适度的变化到目前为止都是正向关联的。论坛已经开始在多边框架下讨论南海问题，以及干预性的建立信任措施和预防性外交机制都证明了这一点。

论坛也没有旨在抗衡中国威胁，中国也没有利用它抗衡美国的威胁。[72]毫无疑问，东盟和美国都有人把论坛看作将中国约束在制度中的工具，这样可以为中国在未来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制造成本。但是现实政治行为体利用一个相对而言仍然不具制约性，对未来发展也没有精确规划的多边机制来抗衡威胁，这对沃尔兹来说是绝对预料不到的事情。现实政治行为体一开始就不会对这样一个制度有信心。

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关于什么是威胁没有清楚的共识——中国？安全困境？不受约束的大国利益的互动影响？东盟地区论坛是获取必要信息，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的一个工具。对有些国家来说，也是积极改变环境的工具。因此它不可能只是一个抗衡威胁的工具。有趣的是，即使在1995年2月的美济礁事件（菲律宾在靠近菲律宾的有争议岩礁上，发现了中国海军哨位）之后，以及中国在1995年夏天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后针对台湾进行了导弹演习，大多数论坛成员的积极性都没有发现明显的转变。如果该地区的小国想抗衡威胁，我们应该预期看到放弃把论坛作为应对中国实力的可靠工具，或者更同心协力地努力利用论坛制约中国实力的情况。但是没有出现明显激增的提议，要将论坛变成针对中国的监督和制裁机制。新加坡总理吴作栋（Goh Chok Tong）将当时的主导性反应总结为：“把对中国政治和军事野心的潜在不安情绪——甚至是不安全感——公开化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继续指出，“中国的军事实力并不是注定了要变成威胁。”[73]在论坛的许多参与者中仍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论坛可以使制度化对话对中国利益攸关。这是无法从沃尔兹或沃特式现实政客身上预期的反应。这不是说安全游戏的性质已经确定了，或者各国已经普遍对中国感到放心。但是大多数国家也不会把游戏确定为强制劝说型博弈或多人囚徒困境；中国在论坛中的行为发出了足够的信号，表明对话、劝说和诉诸形象不是不起作用的。

物质主义的选择—制约、契约制度式解释也没有捕捉到本故事的动态。这种方法假定国家对正在进行的游戏性质存有某种共识。然后假定理性行为体应该竭力建立具有功能性效率的制度，并假定制度的规则对国家起制约作用，使背叛成本太高而合作变得相对更有吸引力。外源性诱因（或阻碍因素）可以是物质性的或者声誉性的。这些假设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制度在最初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们没有阐明制度演变过程中的所有看似合理的路径。对契约制度主义来说，制度的积极变化来自从次优向更高效结构的调整过程。[74]但是这个过程通常归因于国内政治变化、更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或者技术自发变化造成的无意性影响等外源性变量。因为利益是固定或者外在给定的，所以排除了制度变化是社会化结果的可能性。

又或者，对契约制度主义来说，制度提供的有关其他行为体意图和策略的新信息，可以带来行为性改变。这样，物质制度主义理论有关中国“舒适度”的论点集中于东盟地区论坛提供的令中国放心的信息：（a）论坛的议程和制度不具有威胁性，（b）关于制度中大多数其他国家意图的信息。一旦这些信息通过中国最初参与到论坛中而传达给中国的决策者，他们就意识到了制度不会威胁其根本利益。最初的疑虑也就搁置在了一边。(https://www.daowen.com)

然而，中国在论坛中舒适度的变化既不是制度对选择的制约，也不是提供了新信息的因变量。论坛没有什么硬性的制度性限制，在论坛中没有制裁的威胁或者物质性旁支付的承诺。至于声誉性制约，显然有一部分中国决策精英（虽然不是外交部的论坛功能性专家）确实感到如果中国退出一个日益具有合法性的机制，对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会产生制约性影响，但是在概念上区分关注声誉和关注形象是很重要的：前者是指一种针对外部的欲望，想要在观察合作利益的人中发展出一种认识，使他们认识到从一个即将发生、独立的、显而易见的交换中获利的理由。后者则是指针对内在的渴望，想迎合更弥漫性的社会地位预期以获得更抽象的社会赞许收益。没有这个区别，作为限制背叛行为的声誉性关注就会变得不能被证伪，因为我们总可以说在决策者的头脑深处有一种某时某地在某种交换中工具性地利用合作声誉的欲望。

当然，问题在于，如果实际存在的现有限制被解除了，中国是否会恢复以前的行为？假定1997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会间辅助组上就达成了共识，认为论坛不该再要求各国主动提交国防或安全白皮书。选择—制约模式将建议我们不要预期在未来看到任何形式的中国白皮书。关于制度建构利益的更微妙的论点则会预测白皮书继续出台，不仅是因为这样可以保证其他人也会提供令人放心的信息，还因为对机制成员来说，提交白皮书是适当行为。我们显然无法进行这样的检验，除非是以反事实方式，但是原则上这是一个在科学上具有合理性的问题。我们可以问，透明性规范在比论坛限制性还弱的其他环境中是否有所体现，即使是以很有限的方式。有证据表明情况是这样的：比如，中国的核武器项目在1996年10月第一次允许了西方政府和非政府武器控制专家参观它的研发城市，作为帕格沃希—裁军与冲突研究国际学院（Pugwash-connected ISODARCO）武器控制研讨会的收尾特别活动。

至于声誉性限制，虽然声誉性收益适用于其他某些交换机会，但是对声誉性收益的短期关注不可能是中国继续（与初始不同）参与论坛的驱动力。因为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能够向中国提供最具体的成本或收益的国家——比如美国和日本——都没有将论坛的参与和其他例如贸易这样的合作领域联系起来。事实上，美国政府和国会对论坛价值的看法一直有些模棱两可。相反，弥漫性形象和身份因素——与论坛合法性的不断演进有关——却是在中国开始参与论坛之后出现的。

关于“新信息”的解释也有问题，因为它低估了“新信息”的不确定状况。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信息会被诠释，而同样的信息可以在相似的制度规则和结构下诠释得完全不同。我们从经验中可知，同样的信息会因为是否来自“和我们一类的人”（信息会更权威并更具说服力），或者是否来自价值被贬低的“他人”而得到不同诠释。[75]例如，在就价格讨价还价的经济交易中，人们交流的有关他们偏好和“底价”的信息会因为对方是否是朋友而有巨大区别——与陌生人相比，朋友会给出更高的回报和更低的价格。[76]也就是说，社会场景是决定信息能否有效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以及不确定性会在哪个方面被降低（比如弄清楚对方是朋友还是对手）的一个重要变量。

因此，如果中国的论坛决策者是现实政治机会主义者（也就是如果他们相信他们在东亚进行的是某种形式的囚徒困境博弈），新信息将会被通过这些角度诠释。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从中国的宣告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对这些宣告的诠释可以得到可靠证据表明，中国最初对多边制度持强烈的怀疑主义，它的基本偏好是囚徒困境类型的。弱制度化的、不具干预性的论坛在1994年发出的最初信号很有可能会被现实主义政客诠释为不具威胁性。但是随着论坛议程和制度的演进，这些信号应该被现实主义政客们理解为需要日益警惕的，因为趋势线正朝着可能对相对军事实力设置限制的问题和程序发展。然而，对中国那一小群论坛决策者来说，他们把这些信号诠释为威胁性更小了，而不是威胁性更强。这些决策者最终相信这个信息是令人放心的，但是仍然担心参与决策过程的其他一些对多边主义有着更强烈现实政治观念的人可能会把这个信息看得不那么令人放心，这样的事实表明制度提供的信息通常不是不言自明的。不过初期多边主义者不是一开始就带着对“新信息”更乐观的诠释进入论坛的。相反，这样的诠释来自他们在论坛内的社会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