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欧洲协调和安全管理

路易兹·理查森

“除了在某些例外情况下，为了欧洲大陆的和平，英国已宣布放弃这些征战意图，渴望通过共同条约保障自身安全，而不是一味地积累力量和资源。”[1]很难再找到比英国内阁1813年的这份声明更能明确表示放弃相对利益追求的表述了。这里提到的利益是指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赢得的军事征服。尽管一直以来英国政府都对自己在欧洲应该扮演的角色模棱两可，却为了“促进共同的利益”[2]准备放弃这些利益所得。这彰显了欧洲历史上一个饶有趣味的历史时期：为了瓜分战利品，重绘欧洲的版图，交战国根据巴黎和约的条款规定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当然它们做的远不只这些。它们还建立了欧洲协调机制，在随后的40年中，欧洲协调起到的是当代国际安全制度的作用。[3]在19世纪的前半期，欧洲协调将主导欧洲各国的政治家们聚集到一起，协调他们之间的安全关系。如此一来，欧洲协调机制成功地促使政治家们避免了前人的错误，和平地适应了国际力量分配中的变化。

当下国际关系领域关于现实主义/制度主义的讨论引发了重要的学术辩论，一些深刻的见地由此产生。当然，也有很多缺陷，重要的一点是有悖于史实。直至最近，对二战之前的历史很少提及，20世纪前的事件更无从关注。[4]相反，愈演愈烈的辩论所选用的实证案例几乎完全来自20世纪制度盛行的西半球。本章试图探讨辩论是否无关于20世纪之前。笔者所依据的是几位对政治学尤其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实际应用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外交史学家的研究，他们在本领域却经常趋于边缘化。[5]

事实上当下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尤其是沃尔兹（Waltz）的理论，与所处的历史时期密切相关，离开冷战的背景几乎失去意义。而较传统的现实主义之所以有强大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正是其分析能够穿越历史，至少能够上溯至修昔底德，将他作为其原则的有力支持者。在挑战现实主义分析时，制度主义者将自身限制在当代范围内，这就带出一个问题：制度是否因历史条件而异？将制度与20世纪之前联系起来是否有意义？如果没意义，那么制度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挑战始终带有局限性。如果有意义，那么也许另有其他力量发挥着与当代国际机制同样的功能，长期以来在国家之间斡旋、协调关系。

本章探讨了欧洲协调作为这种力量之一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本章尝试着扩大研究基础。在此过程中，探讨了制度主义分析是否因历史条件而异的问题。如果读者接受笔者所持有的欧洲协调是国际安全机制的观点，那么对19世纪的研究能够为制度的适应、扩展、持续、和解体提供有益的洞察，而21世纪常援引的案例往往不足以用于分析这些重要的话题。就其自身看来，欧洲协调是欧洲历史上极具吸引力的一个阶段，除此之外，以其最基本的制度体系，它似乎成功地完成了许多非常复杂的当代机制的核心目标，即促进以和平的方式顺应国际体系中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