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

议程方面的创新，在1993年和1994年有许多不是被否决，就是被看成争议性太大。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作出了一些让步。

核试验：尽管中国对这方面的批评很敏感，但是在1995年和1996年的主席声明间接批评中国（和法国）举行的核试验项目时[61]，中国没有破坏共识。

预防性外交：在东盟地区论坛的框架下，“预防性外交”一般是指利用主席的斡旋调查或者调停纠纷，派遣论坛特别代表负责发现事实使命、道德劝说和第三方调解。对论坛在预防性外交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感觉不是很舒适，因为有将核心安全问题“制度化”的潜在可能。[62]尽管如此，论坛在1996年11月巴黎关于预防性外交的二轨工作组上，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想法在1995年的论坛《概念文件》中就提出过，但是仅限于建立信任措施的附录B列表中，而这个列表收录的是在无限期的未来更具干预性和争议性的建立信任措施。有意思的是，巴黎工作组得到的明确授权，就是为1997年3月的会间辅助组议程提议的相关预防性外交建立信任措施列表。论坛在1997年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中国对不断演进的议程的舒适度发生了变化。

南海：中国的长期偏好一直是与其他宣称国通过双边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中国讨价还价的优势最强。中国在过去一直孜孜不倦地阻止该问题多边化。在1995年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上，南海被提上了议程，这算得上是重大的概念性突破（显然美国做了大量努力）。《宣言》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不使用武力原则，并克制单边行动。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主席声明再次触及了南海问题——这一次欢迎中国在1995年提出的根据国际法解决南海纠纷的承诺，但是也明确赞许印尼南海问题研讨会就冲突管理问题所做的工作。[63]该研讨会成立于1992年，是由加拿大资助的。中国一直对此有所不满，并极力向加拿大施压让其停止资助。到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时，显然中国已经不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反对共识了。

建立信任措施：中国历来对建立信任措施的价值持怀疑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将其看作不对称性干预。比如就军事透明而言，主导性的论点是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仍是一个实力较弱的国家，中国应该保持较低的透明度，从而使强国们高估他们的实力。此外，中国对认为可以将欧安会式的建立信任措施移植到亚太地区的观点持批评态度。与此相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多边主义者则有一整套具体的建立信任措施提议，部分是以欧安会模式为基础的。他们准备好了在一轨和二轨每一次可能的场合提出这些提议。(https://www.daowen.com)

第一届东盟地区论坛对建立信任措施保持了相对沉默。然而到了第二届论坛，在文莱的领导下，论坛《概念文件》规划了执行各种建立信任措施的时间表，论坛通过了这个文件。这些措施都是自愿性的，将取自附录A列表，包括如下内容：关于安全观念和防务政策的声明，强化的军方与军方交流，军事演习的观察员，推动东盟《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南海宣言》的原则，就维和行动交换信息。在1996年1月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会间辅助组上，各国提交了《国防白皮书》以及关于安全观念的声明。但是不允许对内容做出评价或批评。在论坛之外有抱怨说，中国呈交的内容——《关于武器控制的白皮书》——不是特别详细或可信。

到第三届论坛时，有了会间辅助组建立信任措施的结果，主席声明推荐的建立信任措施列表更长更深入了。虽然《国防白皮书》和关于安全政策的声明还是自愿性的，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模板正在形成。[64]“这些文件也可能包括参加者之间进行的国防接触和交流项目。”[65]声明也暗示了与会间辅助组不同，这些文件的内容也可能在讨论中不再被禁止。“就这些声明和文件中提供的信息进行观点交流应该在未来的东盟地区论坛对话中加以鼓励。”[66]关于在演习中的军事观察员和在军事演习前事先通知的问题，声明指出，鼓励各国就他们正在进行的观察员和事先通知的活动交流信息，“目的是讨论在选定演习中采取这些措施的可能性”。[67]1997年3月由中国和菲律宾共同主持的关于建立信任措施的会间辅助组进一步推动了这个问题。会议的议程呼吁就邀请观察员参加联合军事演习和在联合军事演习之前通知的问题达成共识。[68]有意思的是，虽然东盟和中国都倾向于反对欧安会模式对亚太地区的有效性，无论是论坛会间辅助组正在考虑的，还是论坛《概念文件》附录B中批准的建立信任措施，都与欧安会第一代建立信任措施没有多大区别。[69]事实上，中国在1996年4月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议程声明中，吸引各方关注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刚刚完成的多边建立信任措施条约，这也许是中国对建立信任措施的舒适度有所增强的一个标示。这个条约本质上是欧安会式的协议，包括对特定规模的军演进行事先通知，邀请军事观察员，将军演规模限制在边界一定距离内等一些具体规则。虽然中国的声明没有说该条约完全适用于亚太地区，但是确实指出了它会对该地区有积极的影响。[70]在北京参与东盟地区论坛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员中，多边主义者与怀疑主义者之间的分界线之一就是该条约对亚太地区的适用性。本质上说，这反映出针对欧安会模式适用性问题的一场辩论。那些参与了论坛决策的人士现在明显支持该模式的某种版本，这意味着中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中日益增强的舒适度是存在一些理念性基础的。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说中国从来没能如愿以偿。显然，尽管有了这些变化，东盟地区论坛的制度化和议程的进展还是没有某些国家所希望的那么快。不过，中国舒适度的极限通常是在采用的语言中显现出来的，而不是在讨论的具体内容中。虽然预防性外交出现在议程上，但是中国一直不愿意支持论坛解决冲突的职能。1995年的论坛《概念文件》将论坛的发展时间表分成了三个阶段：建立信任措施阶段，预防性外交的发展阶段以及冲突解决机制的发展阶段。虽然第二届论坛主席声明批准了这份《概念文件》，但是“冲突解决”被改成了“对冲突处理方法的阐述”。中国反对“冲突解决机制”，因为这个词意味着授权论坛干预那些中国想保持在双边框架下的冲突。[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