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1822：会议制度

1818年的亚琛会议将法国纳入协调。接纳法国加入协调体的决定是维也纳会议上讨论的宗旨的直接结果。即使是削弱了的法国也依然是一个大国，只有每一个大国积极参与管理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稳定。而且大国无疑是力图通过接纳法国，保证其继续为欧洲稳定事业做出承诺。但欧洲稳定意味着认可法国作为战败国的地位。欧洲协调成员国的身份赋予了法国大国地位，法国无须为此而奋斗。这样一来，法国无须投身任何单边或破坏性活动为自己在“领导者”群体中争得一席之地。为了和平秩序的维持，法国获赠了大国地位。

然而，法国一加入协调体，严重分歧便初露端倪。分歧使得英国倾向于与俄国、普鲁士、奥地利三个东部国家竞争，三国则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更多的威胁来自国内的异议。尽管如此，在随后的四年里召开了不少于四次会议，标志着会议制度的巅峰。1820年的特拉波会议及1821年的莱巴赫会议上，大国对自由主义革命对其体系的威胁程度产生争执。在卡斯尔雷缺席的情况下，无视英国的反对，《特拉波条约》确立了革命带来的变革为非法行为的原则，维护协调体有权择机武装干涉任何地方的革命骚乱的权力。

该原则很快在莱巴赫会议上付诸实施。奥地利在会上寻求并获得协调体的许可，以欧洲的名义武装干涉那不勒斯革命，镇压了反抗国王裴迪南一世的武装叛乱。假如奥地利在那不勒斯是单方行动，几个月之后在皮埃蒙特其他国家会反应强烈，也许会有强制行为，但既然其行为得到了多方认可，奥地利的行动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英国坚决反对增长中的普遍进行武装干涉的权力，卡斯尔雷拒绝与会。[20]在著名的1820年5月5日的政府档案中，卡斯尔雷写道：

一个国家为了强迫另一国家的统治机构服从，武力干涉其内部事务的原则，在政治及道德上始终最为微妙，推广如此原则并意图使其成为体系，或者用强制手段使其演变成职责，是完全行不通且令人反感的阴谋。[21]

这次会议表明了重要一点：制度不仅仅是共识。显然，在武装干涉问题上存在着极大地分歧。然而协调提供了成员国期望能够以和平方式公开表明分歧的场所。尽管拒绝参会无疑有损于协调体，但其挑衅的意味显然远低于派遣战舰或调动兵力。(https://www.daowen.com)

1822年于维罗纳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协调又考虑了反抗合法君主的国内叛乱的另一案例西班牙。沙皇亚历山大非常愿意派出军队镇压西班牙叛乱，但是俄国军队横跨欧洲的前景足以让这些坚定的干涉主义者三思。[22]最终协调授权法国在西班牙采取行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仅仅八年，一支由十万人组成的法国大军便以战胜自己的联盟的名义向南进军。六个月之内，裴迪南七世又重登王位。这一切对拒绝参加未来会议的英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23]

英国实际上也并未脱离协调。相反，英国政府表达了和平遭到威胁之际愿意与其他国家会谈的意愿：“当真正的危险威胁到欧洲体系时，我们一定义不容辞。”[24]因此即使是在其最正式的阶段，协调体也深知，就什么是对和平的威胁达成一致困难重重（一个世纪后国际联盟再次经历了这一困难）。在两次干涉中，协调都确立了和平受到威胁时如何采取行动的步骤，但没有确定如何才能断定和平遭到威胁。因此协调作为共同的安全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

频繁的会议作为协调的正式体系受到一些成员国的抵制时，协调的基本原则、规范、规则又体现在正式程度稍逊一筹的机制中。英国政府显然不满东部国家试图履行的短期职能，退出了东部国家为达到其反自由主义入侵的目标而采用的制度形式。在英国的领导层看来，形式（会议制度）和功能（镇压自由主义）之间的联系之密切迫使他们只能通过破坏形式来瓦解功能。如果英国政府不是感到会议制度帮助其盟国实现了反自由的目的，他们肯定不会脱离自己费劲参与建立的会议制度。

这一变化是由成员国之间在武装干涉上的分歧造成的。分歧反映了每个国家由于各自国内情形决定的截然不同的视角。相比于东部盟国，英国对自由主义革命的恐惧要少得多。当发现协调被当成工具追求自己不支持的目的时，英国试图通过拒绝参与来削弱体系。英国坚持，协调不能仅仅作为追求单边利益者行为合法化的手段，尤其是反自由主义行为。英国的退出并没有导致协调的消亡，而是采取了不十分具体的形式再次调整。通过放弃会议制度的改革，协调不再给予反自由主义革命的单边行动多边支持，因此提高了单边行动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