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

冷战的结束是英国人喜闻乐见的，那时，“英国有史以来从未感觉离军事威胁如此遥远。”[62]英国国防大臣马尔科姆·列夫金德（Malcolm Rifkind）是英国保守文化的忠实践行者，他在1993年3月说道：“无可否认，对英国及其盟友的直接安全威胁比多年以来都要低。”[63]在这些条件下，英国认为没有必要加强防御合作。相反，英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持其外交政策最大限度的独立。[64]一直以来，英国都厌恶超国家的合作形式，这样的形式就存在于欧盟，其代表就是欧洲委员会。[65]从英国不愿为欧盟提供军事能力这点，就可以看出这种怀疑。英国担心，以在欧盟框架下合作为特点的超国家的规则和程序会分散并破坏民族国家在安全事务中的权力。因此，英国寻求减缓欧洲一体化的浪潮。其战略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就是支持欧盟的进一步扩大。[66]欧盟中包括长期以来都持中立立场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等国，这让深化欧盟防御合作变得更为困难。

如同法国一样，德国的统一也让英国感到不自在。这似乎威胁到了英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传统目标：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宰欧洲。与此同时，英国担心美国会舍弃自己，而将德国视为其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这样的担心似乎得到了证实：布什总统强烈支持科尔的统一政策，并于1989年授予德国“领导性伙伴”这一地位。[67]最后，对德国作为一个盟友的可靠性的担忧也让伦敦政界的人士头疼不已。[68]

英国外交政策的第三个重点就是要保持该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在安全领域，英国将其利益和责任定位在全球范围内。然而，欧洲大陆上的变化似乎可能削弱英国在欧洲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英国的国家实力越来越赶不上其全球野心。其中一个例子就是，英国的外交使团网络扩张到因苏联解体而独立的众多国家的过程非常缓慢。[69]如果英国还想为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卓越贡献的话，改变了的国际环境还让该国面临着耗费巨资实现军事现代化的需要，尽管国内对和平红利的呼声进一步加剧了军事改革的预算压力。[70]

有迹象表明，英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20世纪70年代早期，经济和计划委员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英国，但从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角色已经被法国和德国取而代之。同时，英国对自身独立的坚持使其在欧盟中极大地孤立了自己；[71]而它与美国的优先关系正在丧失，因为后者越来越将目光转向德国和法国，将其视为欧洲主要的对话者。[72]随着冷战的结束，英国外交政策的三个传统重点——欧洲均势、国际影响力和国家独立变得越发自相矛盾。[73]在独立政策的基础上，保持欧洲大陆均势和英国的国际影响力都是无法实现的。英国连必需的资源都没有。

英国将北约视作实现其根本安全目标的主要工具。一方面，英国认为德国持续奉献于北约是其统一的必要条件，也是遏制德国实力的有力途径。另一方面，北约是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英国希望保持其国际影响力以及它在对美关系中的优先地位。为了让其盟友相信北约仍然有使命，英国大力推动北约的改革：北约的功能必须扩大到防御之外的领域，北约内部的政治合作应当得到加强，[74]北约的活动范围应当超越欧洲。[75]然而，有迹象表明，在安全事务上，英国正在以开放的姿态接受欧洲人更加独立的立场。前南斯拉夫的危机说明，正如过去一样，欧洲的安全仍然是脆弱的，尽管苏联的威胁已经消逝。[76]在新的战略环境下，没有领土防御的危机管理操作将会越发具有重要性，也需要新的方式。[77]与此同时，即便是英国人也开始怀疑，在维护欧洲大陆安全的问题上，美国人是否会永远站在欧洲这一边。1994年11月，克林顿政府单方面决定不再继续执行联合国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这让人怀疑美国作为欧洲的盟友是否具有可靠性。[78]英国作为为联合国保护部队提供地面部队的国家，其时事评论员将这起事件解读为“削弱同盟的致命裂痕的开端”。[79]英国政府开始承认，“指望美国和加拿大参与今后的所有这样的任务是不合情理的。”[80]“在一些情况下，欧洲国家需要做好准备，也需要有这个能力来担当领导地位，或是依靠自己采取行动。”[81]因此，英国支持欧洲在区外干预方面加强合作。在英国政府看来，西欧联盟为这种合作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框架。[82](https://www.daowen.com)

分析完英国、法国和德国赋予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的安全功能后，我们可以就三国可能的谈判内容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总而言之，法国、德国和英国仅在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的一个功能上达成一致意见，即区外干预。区外干预合作需要解决说服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利益分歧。合作需要高度区别对待的决策程序，既促成联合行动，又考虑到成员国对深陷泥潭的迫切担心。区外干预的机制还应当包括对军事资源的一些整合，这对快速回应全球危机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军事合作会缺乏整体性，因为整体性会导致各国在功能上的相互依存，而这与联盟建设的高度灵活的需求是相背离的。

法德两国都为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赋予了安全管理和集体防御的功能。而英国则认为这些功能在北约机制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安全管理会引发担保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可以通过提供意图信息的机制来解决。当没有合作伙伴能从退出合作（例如，重返单边政策）看到利益的时候，一体化就是信息交换的一个可能的机制。然而，在决策或是执行层面，担保的博弈就无法为高度集中化或是超国家的机制开脱。欧洲关于加强区外干预合作的谈判已经足以彰显善意，并减少对背叛合作的担忧。因此，德法两国和英国在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功能上的分歧不应当引起各国关于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机制形式的重大冲突。

集体防御合作会引发合作的问题，这就需要相对较高程度的一体化来减少成员国对自己遭到盟友抛弃的担忧。因此，我们应当寄希望于法国和德国来倡导新的体制机制，推动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法德两国在强化欧洲防御合作方面的利益，应当缓和其对扩大该联盟的热情，因为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将提高决策的协议成本。由于创立新的体制机制代价不菲，除了那些区外干预合作所需的体制机制，英国或将反对新建立。

下一部分将分析各国针对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的制度形式的谈判。有一种设想认为，一个国家关于合作目的的看法与其关于所需制度形式的看法是有关联的。接下来的分析将提供证明，支持或是反对这一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