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1853：衰落

1848年革命使奥地利及普鲁士陷于瘫痪，将法国变成了激进的共和国，用帕默斯顿的话说，使“欧洲依然挺立的两个国家”[36]深陷恐惧，同时也击溃了将三个保守的东方国家和两个自由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强大共识。然而颇不寻常的是，1848年革命并没有导致战争。没有国家利用邻国充斥暴力的现实情况采取军事行动牟取利益。没有反革命首领试图通过领导抵抗外来敌人的战役获取支持。合作和自我克制的规范即使在那时也是根深蒂固的。

革命结束后的几年里，英国和俄国各自或者间或共同努力确保内部的动荡不会发展成全面战争。英国在避免法国大规模武装干涉意大利、阻止普鲁士自由主义者冒着引发对俄战争危险解放波兰的企图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在帕默斯顿的支持下，沙皇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成为中、东欧力量均衡的守护者。

革命也许没有导致直接战争，但的确在许多方面削弱了协调。革命导致新政府及未必致力于国际秩序的新一代领导人上台，使协调成员国对其他领导者遵循协调规范的信心有所减弱。1848—1850年间创伤的影响在于对过去的价值观的质疑，在国际事务中这意味着对自我约束和节制的质疑。在国际舞台上加富尔取代了卡斯尔雷。而且革命进一步表明忽视对外交政策约束力日益增加的国内舆论的危险所在。许多政府不仅不镇压民族革命的潮流，而且为了保证自己的幸存利用革命。通过协调节制的策略越来越无法与新近明确的国家倾向相容。

革命导致了国家之间的不信任。英、俄对法国十分警觉，而奥地利对自身对俄国的依赖也恨之入骨。奥、普之间关系的恶化在德意志联邦国会也一目了然。革命之前，两国总是事先协商，在到达国会之前意见已经达成一致。1848年之后两国从不协商，而且在国会发起了利益争夺的外交战争。自我约束的规范和规则在消失。协调不再是解决困难的极具吸引力的场所。这样认为的国家首脑越多，协调对其国家策略的影响就越小。

巧合的是，协调旨在避免的事情即大国之间战争的发生，正是在革命影响最小的两个国家之间。尽管克里米亚战争标志着协调的实际终结，这样一场战争能够爆发的事实本身正是1848年革命导致的协调原则衰落的有力证明。正如通常所说，没有必要发动这一场具有毁灭性暴力的战争。的确，克里米亚战争恰恰是协调旨在避免、并且假如遵循其惯例原本可能避免的战争类型。从根本上看，战争的爆发就沙皇而言是出于误解，就英国而言是分裂的政府与被激怒的公众的共同作用。战争因为双方无处不在的无能表现而更加糟糕。沙皇错误地认为他光荣而有限的动机对他先前曾接触过的阿伯丁而言是显而易见的。阿伯丁准备允许协调强行解决问题，然而遭到与他共享权力的帕默斯顿的反对，于是两国慢慢地卷入一场血淋淋的战争。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19世纪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是40年的和平，之后的短时间之内连续爆发了四场战争，改变了维也纳会议绘制的欧洲地图。(https://www.daowen.com)

协调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从战争的有限规模（尽管英、法两国试图扩大战争）、战时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协商解决问题的努力，以及最终成功地说服英国早于其预期尽快达成和平的努力可以看出协调的机制遗风发挥的作用。

在巴黎召开的结束战争、下令实现和平的会议表面上具备了协调所有的外在标志，但其实质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复存在。和平条约给予参加协调的国家武装干涉国际争端的权力以及无数其他具体的授权。而且，会议自觉邀请奥斯曼帝国作为协调的成员国加入大国的行列。最后，会议邀请加富尔在协调阐明自己的观点。然而尽管有如此热闹的展示，协调成功运作的必要条件及对基本现状的接受都不复存在。

彼时法国、俄国和普鲁士已成为修正主义国家。经历的内部动乱使其重新审视自己的优先选择。他们更倾向于背信而不是合作。路易·拿破仑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希望推翻维也纳体系，然而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相对于其他交战国的军事胜利使其计划更为大胆。俄国当然对和平的条件甚为不满：即使条件较为合理，也只意味着失败。普鲁士对奥地利将其拖入战争的力度大为震惊，担心自己的大国地位岌岌可危，从巴黎和谈迟迟不肯将其纳入其中可以窥见一斑。奥地利和英国仍是维也纳体系的拥护者，但奥地利由于军事开支的削弱及因其在战争中扮演角色而受到的孤立已经是有心无力，英国则因其在战争中令人骇闻的表现及国内强烈反对插手大陆事务的公众，不愿意维护现状。

协调没有突然终结，而是逐渐变得无足轻重，在主宰19世纪后半期的意、德统一战争及巴尔干危机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为数极少的协调开会之际，讨论的都是次等重要的问题。这一趋势的一个显著的例外是1878年的柏林会议，但这也是唯一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