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及实力积累模型

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辩论始于政治经济问题。因此，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观点的整合在政治经济领域已取得一些进展。[5]然而在安全事务领域，现实主义学者还未能开始整合观点。关于联盟的现实主义文献几乎一致以一种名为“实力积累模型”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机制，[6]即形成联盟的唯一目的在于，联盟伙伴可以聚合军事力量对抗外来敌人，这是进行现实主义分析的先决假设。在此框架内，学者们尝试运用联盟结构预测战争的开始、升级和结果。比如，许多近期著作都运用了博弈论模型分析军事联盟的威慑能力。[7]这些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一旦发生战争，盟友会帮助盟国进行防御，进而威胁会对盟国敌对方造成损失。其他近期著作则运用了类似的博弈理论模型来描述对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干预，并预测战争结果。[8]同样的，驱动这些分析的假设是，盟友聚合各自资源以对抗联盟之外的敌人。最后，无数实证主义研究借助于“实力积累模型”来构建衡量一国在发生冲突时可用军事能力的标准。[9]

然而，一系列的新兴文献认为，联盟能够行使多种多样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实力积累模型的范围。此类观点中的大多数都关注联盟对于盟友之间关系的影响，而不是其对抗第三方侵犯的威慑作用。例如，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在其对19世纪欧洲外交史的分析中指出，联盟曾经常被用作是控制联盟伙伴的工具。[10]他尤其认为，俾斯麦通过有策略地同威胁来源方结盟并加以抑制，非常擅长以此防止其对德国利益造成威胁。相似的是，詹姆斯·莫罗（James Morrow）认为联盟可能包括盟友之间互相交换资源，而非聚合能力。[11]莫罗特别指出，较弱国家可能以外交政策自主权换取强大盟友为其提供安全。这种保护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较弱国家允许保护国控制其外交或者内政的某些方面以满足保护国的利益。[12]虽然莫罗和施罗德二人分析的方式迥异，但他们持有共同的期望，即强大国家会利用联盟塑造其盟友的行为。(https://www.daowen.com)

最后，显而易见，制度主义学者也已经开始将联盟纳入他们的理论和经验分析中。例如，第一章中西莱斯特·沃兰德和罗伯特·基欧汉以制度主义的视角，解释了北约在缺乏外部威胁情况下的持久存在。两位作者为其分析发展了一个总体框架，在该框架下联盟可以至少在两个重要维度上发生变化：联盟承诺的制度化阶段，以及威胁来源纳入联盟的程度。由此明显可见，制度主义方法下的联盟问题关注这些机制的联盟内功能。本研究方法以此通过单一的安全制度分类，将联盟和集体安全组织的研究统一起来。与施罗德和莫罗的研究相似，带来这样一种预期联盟不仅是威慑工具，还是联盟内影响和控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