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对涉嫌违约者的运动

20世纪90年代，核不扩散机制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挑战。这些挑战不都是因为冷战的结束引起的。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了唯一一个有能力保证应对核不扩散问题的现有制度运行和进一步发展的大国。[14]虽然对美国领土的核打击不是很有可能，但是美国想阻止核武器及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扩散，尤其是在美国及其盟友的驻外军队有可能受到威胁，或者美国的声誉有可能在那里受到严重损害的地区。特别是，如果对手被认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美国在不稳定地区或者在反对无赖国家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常规武器的能力会受到严重限制。[15]因此，不扩散机制对最后一个超级大国有着重要意义。

虽然如今不扩散机制几乎得到了普遍支持，但是还是有国家很想获得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方面，与40年前相比，核扩散更难阻止了。核技术的进步以及在全球分布的容易性使得越来越多的核门槛国开发了军事核项目所必需的技术，并在国际市场出售它们。还有一个相关的威胁是从原苏联走私核材料和技术。另一方面，跟过去相比，因为核查规定的存在，隐藏核能力的发展现在费用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难。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机制有效性的一些局限已经被发现，并在不断改进。核扩散如今不会像60年代那么经常发生，但是为了阻止核扩散，现有的不扩散机制必须做好准备，要能够制约那些想要获得核实力以及那些能够提供必要技术的国家。

1991年成为变化发生的一年有两个原因。第一，海湾战争揭露出伊拉克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约国进行了核武器项目，并躲过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期安全保障检查。这一揭发证实了原先的怀疑。国际社会也受到了警示，重新思考不扩散机制规则的效率。第二，苏联的解体引发了对原苏联的核武器和大量的核燃料反应堆未来可能会不安全的忧虑。与本土开发相比，潜在的核扩散者可以通过从新独立的独联体共和国那里购买而更快地获得技术和材料。

伊拉克问题也表明即使美国的情报能力也是有局限的，只提供了足够信息质疑核技术的军事应用，但是没有发现该项目的实际规模。只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特别委员会（UNSCOM）检查了伊拉克的核设施之后，情况才弄清楚，原来伊拉克已经做了与铀浓缩相关的所有技术研究并开展了先进程度令国际社会震惊的全面核武器项目。[16]朝鲜危机和伊朗涉嫌怀有拥核愿望的事件则表明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下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可以在并行的项目中发展核武器，其他的扩散者也可能采取类似路径，利用相对较弱的核查程序掩盖它们的军事野心。(https://www.daowen.com)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去核化问题迫使美国政府增加大量的金钱和精力帮助保障在独联体内的核设施安全。[17]在1992年1月31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美国倡导了一个规定，该规定宣称“所有类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个决议包含了《联合国宪章》中的关键词，可以触发宪章第七条的措施，而且是为未来联合国安理会针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的活动而设计的。[18]美国还有几个倡议针对的是建立更严格的出口控制，使外贸成为实现不扩散目的的工具。[19]1992年夏，布什总统开始了一个所谓的不扩散倡议，目的是精简美国政府内行政部门之间的协调。[20]

对克林顿政府来说，不扩散成为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在1993年9月27日的联合国大会上，克林顿总统在发言中概述了其政府制定的不扩散政策目标和原则。他表达了对不扩散机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体系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限期延期的强烈支持。此外，他提议开始协商在全球禁止用于军事目的的核燃料生产。在他的发言中，克林顿概述了他当天签署的第13号总统决策令的部分内容，该指令规定了克林顿政府不扩散政策的指导方针。[21]1993年秋，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Les Aspin）向他的北约同事呈递了五角大楼的防御反扩散战略（DCP）。[22]该战略旨在当只靠出口控制和安全保障无法阻止扩散时，采取政治军事联合手段阻止并降低美国武装军队在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进攻中的脆弱性。虽然这个战略对军事手段的强调引起了美国盟友的批评，但是它的原则对北约的不扩散政策还是产生了影响。[23]

如今华盛顿实施了双轨式不扩散战略。美国外交官一方面努力根据变化的国际形势调整机制的不同组成内容，同时还在忙于劝说潜在的违规者遵守他们承诺的危机管理程序。在需要推动流氓国家采取以规范为导向的行为时，美国的参与就更多了，不仅作为机制的稳定者，而且是地区冲突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