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

20世纪90年代早期，法国的外交政策主要寻求三个基本目标：控制重获统一的德国增强的实力，保持外交的独立性，保持法国的国际影响力。一旦德国统一不可阻挡的事实变得显而易见，“德国问题”就成了法国政客们的主要关切。德国的统一将如何影响欧洲的均势？法国的政治精英们预测，德国将逐渐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29]他们认为，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从人口统计学角度，德国都将获得两倍于法国的实力，而从中期来看，德国将会配备与其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相匹配的军事装备。[30]德国实力的增强产生了一些多多少少看起来自相矛盾的担忧：德国将会挑战法国在欧洲社会的领导地位；或者德国会大力寻求自身的国家利益，将本国利益强加于其合作伙伴之上。法国还担心出现第二个拉巴洛（Rapallo）：例如，德国或将对“西方纽带”（Westbindung）失去兴趣，将目光转向东边。[31]在适应后冷战时期的过程中，法国最为担心的就是自身与德国的相对实力问题。倘若法国无法相应扩张其自身实力，那么它就必须遏制德国的发展。

法国外交政策的第二个必要元素，就是要保持其国际影响力，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需将其扩大。正如戴高乐一样，密特朗也认为法国这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扮演特殊角色。从其传统来看，法国一直对中东、北非、西非和中非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法国《国防白皮书》详细描述了该国在其南面所面临的战略挑战，其中包括国内外的竞争对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中程导弹以及非军事风险，如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国际有组织犯罪。[32]同样，法国还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影响国际政治。历届法国总统都使该国背负了沉重的压力，为其获得并保持核大国的地位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法国送往世界问题地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数量高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33]法国在自己认为具有战略利益的地区施加影响的决心，足以与美国相抗衡。事实上，法国极其憎恨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压倒性主导地位，而这样的情况在未来20年或将延续下去。1994年，法国对卢旺达的干涉被解读为该国意图的一种展示，它旨在维持其势力范围，抗衡盎格鲁—撒克逊的挑战。[34]此外，法国希望欧洲对美国的重要性降低，从而最终导致其军事存在的进一步减少。因此，法国之所以呼吁欧洲在安全和防御事务中增强话语权，既是因为长期以来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憎恨，也是因为近年来欧洲发生的结构性改变。

法国面临着两难窘境，因为限制德国的实力和维持其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其外交政策的第三个目标无法共存，那就是维持法国“战略独立的教条”。[35]一体化似乎成了控制德国实力突然崛起的唯一可用途径。正如霍夫曼所言，“在1990—1991年的全球独立浪潮中，法国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予德国完全的独立”，这也就意味着“它要面临德国主宰这个联盟的风险”。[36]法国的全球野心及其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在1991年的海湾危机中凸显出来，当时，在危机的政治解决过程中，法国基本被美国忽略。(https://www.daowen.com)

当密特朗认识到欧洲的现状已然无法维系，他就倾向于在欧盟的12成员国加快深化欧洲一体化，并将此作为在转型的国际环境中法国的最佳政策。在防御和安全事务上，法国赋予这个政治联盟充分的能力。[37]推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更加自治的西欧是这一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博佐认为，这是二战后法国国际政策最为持久的特点。[38]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可以实现这一战略的几项功能。第一，它能够提供安全管理。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加深一体化，能够让法国对德国的善意放心。第二，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的一个功能就是要提供区外干预的合作框架。法国越发需要寻求与其他国家合作，来遏制其南部国家的政治动荡。[39]法国意识到，如果它希望对全球政治事务施加影响，只能打欧洲牌。[40]通过将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能够推动打造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欧盟在北美和东亚之间占据着重要地位。[41]

最后，最渴望将集体防御功能赋予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的国家，就是法国。梅农（Menon）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法国官员提到欧洲防御合作的时候，措辞影响更加深远，这在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42]对于法国外交部长杜马斯来说，“将安全问题放在这一进程的边缘地带是不可想象的：防御既是合作的目的，又是主权的组成部分，而我们的长期目标——联盟实体也将要或者应该被赋予主权。”[43]巴黎的政策制订者们认识到，只有通过北约才能制衡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优势。然而，密特朗对北约的矛盾心理一直保持到了最后。他对大多数北约新的倡议都表示反对，还将北约的改革解读为一种伪装，实质上是想阻碍欧洲人通过欧洲安全与防务认同获得战略独立。[44]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憎恨和对美国独善其身的担忧使法国相信，欧洲人必须最终把自己的防御攥在自己手上。[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