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世界历史只记录了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多边联盟：北约。它的组织机构运行了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北约由此成了我们分析的中心，但是这样做从方法论来讲实为不当。我们既无法从大量的安全制度中抽样，甚至也不能采用比较政治研究专业的学生研究国家时的做法，去研究在其他情境下发挥类似功能的相对较小的独立安全制度。欧洲虽然有欧安会和西欧联盟这样的安全制度，但是它们明显都受到了北约存在的影响；在别的地方也有安全制度，比如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中心的那些，以及江忆恩在本书中谈到的亚洲地区论坛，但是它们发挥的是非常不同的功能。只要我们是把安全制度作为分析单位，我们的研究只能是“有限样本”的研究。

在有限样本的情况下，确立因果关系总是很难。研究者无法用历史做实验，而只能去寻找控制良好的对照物以增加他们可用的案例数量，或者找到其他办法绕开因果推断的根本性问题。[23]本书明确关注目的—手段链条中某套特定制度影响到的点，并试图进行对安全制度的比较性分析，但是我们不会虚称已经克服了我们研究对象内在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后面的章节主要做的是描述性而非因果性推断：它们旨在以条理清楚的方式描述一些制度和事件，它们有助于理解我们观察到的行动，而不会谎称从独立研究中得出了因果性假设，更不会虚称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由此，我们提供的“解释”只能算粗浅意义上的说明，帮助作为观察者的我们理解我们看到的行动的动机和基本理由。(https://www.daowen.com)

本书中的有些论文研究制度对国家政策和国际结果的影响。就我们的目的—手段链条而言，他们研究的是制度如何影响策略或根本偏好。其他一些论文关注的是作为因变量的制度变化过程，强调的是国家政策如何影响制度而不是反之。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不能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合作问题的结构（涉及国家的相对权力和它们的利益）、盛行的规范以及可能影响到国家政策和结果的外在打击。在分析中，我们力图先去理解这些外部因素的影响，然后对它们加以控制以研究我们主要关注的内容：制度对国家政策和结果的影响，或者制度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