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凝聚力与北约内部的和平转变

克里斯琴·图施霍夫

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已经过去十年有余，北约没有像新现实主义理论预期的那样因为欧洲权力平衡发生的这些根本性变化而消失。[2]虽然现在说起这些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是人们对另一个问题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那就是新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解释在20世纪50到60年代德国实力增长时，北约为什么保持了冷战期间的凝聚力。当联盟内部的权力平衡发生变化时，联盟通常会分崩离析，但是在二战后，结盟和再结盟的模式有所改变。虽然北约的权力平衡从核心成员法国和德国转向了新成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FRG），但是北约不仅延续了下来，而且其凝聚力和相互防御承诺还得到了加强。[3]

对北约凝聚力的加强，一种解释是，战后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强大的主权国家重新崛起，这使联盟内部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北约作为安全制度的特征使其成员得以管理这些变化。虽然德国的盟友确实如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防范德国实力的增长，[4]但是它们是以多边方式并通过发展北约的制度性特征实现的，而没有采取单边抗衡。通过多边指挥和控制体系、透明性、促进让步的机制、融合原本多样性的各国人员以及落实各国的承诺，北约的这些程序使德国的盟友可以接受和管理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德国在联盟政策和实践中日益增强的作用。这些程序使其他盟友放心，德国实力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德国威胁的增强，同时，这也使德国感到放心，其安全利益和政策偏好将会在联盟政策中发挥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如果没有北约的制度，法国、英国和其他盟友不会接受德国重新武装。有了北约制度的存在，盟友们接受了将德国的武装力量从国家防务转向集体防务。[5]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德国可能会发展独立于北约之外的国家防务态势，也不会将统一推迟35年。有了这些制度，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得以采取不威胁其新盟友的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并在四个二战获胜国的同意下实现了统一。甚至连苏联最终都认识到，置于北约内的统一德国比处于欧洲中心的不结盟德国制造的威胁要小。[6]显然，北约作为安全制度在维护冷战期间的和平方面起了关键作用，也超出了人们通常能想到的方式。它不仅通过威慑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而且通过和平地管理西方权力平衡的变化发挥了这一作用。

本章包括两部分。我首先说明20世纪50到60年代期间，德国与其联盟伙伴相比，实力显著增长。然后，我分析北约规则和程序在处理德国相对收益问题和维护联盟凝聚力方面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