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制度的影响
在影响国际安全关系结果的几个因素中，制度可以影响到任何一个。最简单地说，制度可以通过改变可供选择的内容，更改国家的成本收益，从而影响一个国家的策略。一个像北约这样的军事联盟通过发出可信的联合报复威胁而提供集体防御，这样做可以威慑侵略。核不扩散机制使国际监控制度化，从而加强转移核技术用于武器制造的难度，由此降低获取核武器的动机。在第七章讨论的不作为、单边主义或强制措施之外，第六章中的联合国维和机制提供了附加选项。欧安会这样的综合性政治安全制度是为了阻止成员国回到缺乏信任的、过度防御的安全策略中，其手段是让成员国参与到不断进行的信息交换和信息透明过程。
制度还可以通过改变国家在彼此互动中可使用的权力资源而影响结果。显而易见，像北约这样高度一体化且实力强大的联盟远远超越了各国军事力量的简单相加，它本身就是欧洲势力均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北约的成员身份给其主要参与者赋予了额外的影响力：在冷战期间，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力量因为与北约紧密的制度联系而得到了加强。[17]不过分地说，国际维和部队的行动可以改变危机的结果，并加强在控制这些军队的组织中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的影响力，因此，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给英国和法国这些原本是中等力量的国家赋予了一定的影响力，而被排除在该地位之外则限制了德国这样的国家。
更微妙的是，国际制度创造的信息或允许国家传递的信息可以成为影响力的来源。一个有提供可靠信息历史的国家可以获得对其伙伴的影响力。更广泛地说，如果一个国家能影响规定国际实践的规范，而这个国家的行为又符合这些规范，那么它就拥有了“软实力”资源。[18]长远而言，如果其他国家接受这些规范并由此改变它们的偏好——它们对自我利益的认识——以对规范缔结国有利的方式，这些资源会具有巨大的重要性。美国就成功地在全球范围推行了民主和自由市场制度，由此带来的世界国家形态要比一个由国家社会主义构成的世界对美国有利得多。
但是权力，甚至“软实力”也还不是制度影响力的全部。制度可以影响盛行的观念和规范。例如，反对生产生物武器、核扩散或者使用进攻性武力的规范会使国家重新定义它们的利益，就拒绝生产生物武器，维持非核化地位或者建立一个完全防御性的军事原则而言。
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表明国际制度对国家安全政策有重要影响，无论是通过影响可供选择的内容、硬实力和软实力资源，还是规定国际互动的规范。但是我们要当心很容易产生的谬论，以为制度只有积极影响。历史上有许多例子说明联盟被用来将权力资源聚合在有着侵略意图的国家手中。联合国维和在索马里和波斯尼亚的失利应该提醒我们，当制度实力和要执行的任务不相符时，依赖于一个国际组织后患无穷。甚至当国际行动出于善意的动机而且其行动有效时，国际制度中的合作也有可能减弱民主控制，并由此削弱民主合法性。[19]
当制度改变了国家面前的可选项之成本收益时，我们说制度影响到了国家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潜在的利益——国家的偏好——保持不变。例如，冷战期间北约为了威慑和防御苏联通过北约对西德发起潜在进攻而做好准备，这增加了北约的成本，降低了北约的收益：没有改变苏联的安全利益或偏好。联合国的存在则使国家得以在柬埔寨、索马里和伊拉克等不同地方选择多边而不是单边行动（或者不行动）。
制度的影响有时会更深入：改变国家的根本目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有着传统主权的国家，而是作为国际制度成员存在的，这个身份既限制了它又给它提供了合法性。德国对制度的承诺产生了“反射性”作用：它对一系列国际制度的依赖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这些制度已经嵌入了对国家利益和策略的定义本身。”[20]
在比较不同类型的影响时，“偏好、利益和策略”这些说法因为在文献中的使用不一致而变得很容易混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以目的—手段链条进行思考加以澄清：在链条中更根本层面的手段是较浅层面的目的。比如，一个民族最根本的目标可能是“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他们可能会因此建立政府作为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正如美国《独立宣言》中说到的。在下一个层面，维系由此产生的国家结构成为目的，而建立一个有效的军事防务成为实现手段。但是有可能联盟对军事有效性来说必不可少，制度化是使联盟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而重新分配国家资源是使联盟制度化的基础。在目的—手段链条中，更根本层面的手段或者“策略”成为下个阶段的目的或者“偏好”。
目的—手段链条的含义在于对“偏好”和“策略”的区分不能具体化：从某一角度看，维护联盟制度会被恰当地视为策略（实现更高层面目的的手段），而从另外一个视角看，它更像一个偏好（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最重要的是认出各个层面行为之间的彼此关系：看一看它们是如何连接在一条因果链上的。但是为了避免混乱，标签必须一致。因此在本书中，我们只有在观察到原则性观念、因果观念或普遍的世界观发生变化时，才称之为偏好改变。[21]当观念变化发生在链条的较低层面时，我们使用“策略变化”这一词汇：比如，当对其他行为体偏好和策略的认识发生变化，或者当制度产生的政策选项发生变化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