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内部控制工具的联盟

克里斯托弗·格尔皮

虽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经常否认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有任何独立的影响，但是有一套安全制度得到了现实主义学者的关注，那就是联盟。[1]相关文献的理论核心认为，联盟是为了应对外部威胁或外部权力失衡而形成的。[2]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联盟会影响联盟外国家的行为。这一理解联盟成因及影响的框架被叫作“实力积累模型”。而另一方面，制度主义理论倾向于关注制度对成员自身行为的影响。[3]结果，制度主义者往往忽略了解决安全问题的最重要的机制：联盟。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反映了调整这一不平衡的努力。根据沃兰德和基欧汉提出的观点，笔者希望在这本书中将制度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对于联盟的观点进行整合。笔者所用的方法，就是检验联盟在联盟伙伴之间发挥的功能，同时，不否认联盟作为权力和高压政治工具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笔者发展并检验了一个论断，即联盟可以被用作联盟内部控制的工具。也就是用沃兰德和基欧汉的话来说，笔者发展并检验了一个命题，即“联盟还可以作为安全管理制度发挥其功能”。

笔者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检验两套关系来研究这一论断。首先，笔者检验了在对1918—1988年间的国际危机进行的117次成功的调解尝试中，联盟承诺产生了何种影响。[4]简而言之，笔者的发现表明，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对联盟影响力的看法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都是调解成功的原因。其次，笔者检验了调解方与联盟的纽带对挑战方在这117次危机中占据上风的可能性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一分析直接显示出，在国际危机中，联盟纽带可以被用来约束联盟伙伴。现实主义者正确地强调了实力和军事能力在形成可靠联盟承诺中的作用，而这种承诺在改变国家行为的过程中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与此同时，现实主义者还认为，联盟可以被用作实力积累和威慑的工具，这一点也是正确的。但是笔者的研究结果显示，联盟还可以发挥其理论方法无法处理的其他功能——安全管理的功能。最后，笔者的研究还削弱了国际调解文献中业已成为传统观点的论断。具体说来，有人认为最有效的调解方是不参与胁迫战术的弱小中立方，而笔者的研究发现对此提出了质疑。(https://www.daowen.com)

本论文包括六个部分。首先，笔者将回顾一些现有的关于军事联盟的文献，并讨论一些与国际调解相关的文献。第二，笔者列出了自己希望本研究对相关文献所能作出的贡献，并解释了本研究集中于调解案例、把它们作为衡量联盟内控制程度的原因。第三，笔者将介绍两种互为补充的制度主义观点，这两种观点都是关于联盟内部控制的来源问题的，都出自关于信号和国际承诺的文献。第四，笔者得出了几个假设，关于成功调解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决定谁是这些调解纠纷的赢家和输家的因素。这些假设既来自上面提到的制度主义观点，也包含现实主义关于联盟的观点以及关于调解的更为传统的观点。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到笔者并没有将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假设视为竞争关系，而是视为关于成功调解的互补性解释。同时，笔者还将讨论几个控制变量，这也将包括在笔者的分析中。第五，笔者将讨论自己用来检验这些假设的数据和测量方法。最后，笔者将列出自己数据分析的结果，并讨论其对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有关联盟文献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