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与协调：连锁体系
研究19世纪的安全管理时，不考虑这一时期同盟的性质是不可能的。有关同盟的文献数量庞大，然而，这并非对一般同盟甚或19世纪同盟变体进行透彻分析的场所。[41]笔者只是简单地对该时期的同盟、会议、协调之间的关系提出几点。同盟、协调、会议都是国家尝试管理相互关系的连锁体系的组成部分。将三者分开往往十分困难，因为所有的场合都是同一批政治家们在参与。然而卡斯尔雷却认为只有在四国同盟的坚实基础上协调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四国同盟于是明确地列出了规划解决领土问题的具体条款。对他而言，较为暧昧的协调只是维持同盟的手段。因此同盟与协调决非对手，而是互为补充。协调被看作为同盟提供灵活性的手段，如允许协调公开讨论和批准修正案，因而减少了签订秘密双边协议的诱因。
与仅召开过三次的峰会（一次是协调的建立，一次是其终结的标志，一次是姗姗来迟对美好过去的怀念）不同，19世纪的同盟为数众多。这些同盟起初反映的是协调的根本原则，很快就显露了协调成员国内部的紧张关系，最终展示的则是协调体系的终结。从这一时期同盟性质的变化也许最能够具体地看清协调发生的变化。
基本上无须争议的是同盟是国际安全机制，事实上从定义上看几乎便是如此。然而同盟作为能力聚合的手段一般被理解成单纯的权力—政治术语。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们有意避开在18世纪盛行的如此具有破坏性的同盟，从而建立更为永久的体系。四国同盟的签约国同意其有效期为20年。塔列朗写道：“我们自我恭维……会议将会圆满完成使命，用普遍保障和总体均衡的永久体系取代这些稍纵即逝的同盟（通常是需求和临时算计的结果）。”[42]
即使在百日王朝的插曲之后，为法国提供的条款内容之慷慨，也展现出建立持久的、即使法国力量复苏之后也不会推翻的协定的渴望。
如前所述，协调是根据四国同盟的一项条款创建的。自此，同盟、协调和会议之间的相互影响持续不断。第一次峰会上的一个实例就表明了这一点。签约国在维也纳会议上碰面时，一方面俄国与普鲁士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另一方面英国和奥地利关系恶化。到12月份一度看起来双方都有可能因萨克森问题诉诸战争。为了一方面展示自己利用会议程序提高自己地位的能力，另一方面表明其政府结束孤立于四国之外的欲望，塔列朗提出一个无耻举措：英、奥、法秘密结盟，允诺抵制俄—普行动。尽管起初不情愿，卡斯尔雷还是于1815年1月签署了三方条约。在会议的背景下秘密很快尽人皆知，波兰、萨克森危机立即化解。
1815年签订的另一个重要同盟是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建立的神圣同盟。这是沙皇亚历山大的杰作，他也是同盟最忠实的支持者。这是一个激进的创意。同盟提议签约国应视自己为上帝的代理，保护宗教、正义，并无论何时当强国方式受到威胁时进行救援。卡斯雷尔在给利物浦伯爵的信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可以预见这一高尚的神秘主义和一堆废话的拙劣……我和梅特涅亲王详细审查了所有可行的制止它的应急手段……事实是沙皇的意识可能不是完全清醒……（梅特涅）认为放任沙皇可能更好。”[43]奥地利和普鲁士尽管未必认同沙皇的神秘主义，但同样是保守主义者，并且急于维系与沙皇的友谊，于是签署了盟约。英国摄政王给沙皇写信表明支持同盟表述的观点，英国对同盟的支持也仅限于此。因此这一时期的两个同盟对在会议时期的辩论中，对使英国与其他东欧国家分道扬镳的欧洲协调适当角色的两种观点有切实的表述。因此，对协调适当功能的两种不同观点，都在一种不同的机制形式——同盟中有所体现。就其本身而言，协调的灵活性足以将两种倾向都涵盖在其规范之中，尽管正是由此造成的紧张不安使得协调从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
在以召开从维也纳到维罗纳的五次会议为标志的协调的第二阶段期间，由于俄国力图使协调与神圣同盟保持一致，而英国则竭力将其限制在四国同盟的框架之内，英国和俄国之间一直进行角逐。受到普鲁士和奥地利支持的俄方观点在会议上占了上风，于是奥地利以神圣同盟的名义出兵意大利，镇压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的起义。卡斯尔雷日益失望。他写道：(https://www.daowen.com)
如同所有其他人为的协定一样，对这个同盟而言，最可能伤害甚或摧毁其真实效用的做法莫过于试图使其超越最初设想和理解的原则所能够保证的责任和义务范围。同盟旨在夺回和解放处于法国军事控制之下的欧洲大陆的大部分领土，制服了征服者之后，根据在同盟保护之下确立的和约取得了被占领的国土。然而同盟从未试图成为管理世界抑或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联盟。[44]
协调、同盟及会议因此同时运作，成员国也大致相同，都力图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寻求调整彼此之间互动的方式。同盟实质上是与机制形式互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是协调重要的成分，很难单独加以分析。
协调在19世纪逐渐衰落，同盟的性质也同样发生着变化。的确，随着同盟具体地表达出协调尚未完全确立的规范，从变化中的同盟就可以看出协调演变的轨迹。克里米亚战争之前，同盟是灵活的约定，尽量规避了三个保守的东方国家和两个自由的西部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战前年间，同盟的性质一般是防御性的。它们的宗旨通常是保护成员国免于内部的磨难，或者免遭外部势力的侵犯。然而战后同盟的目的更可能具有侵略性。同盟怀揣战争计划，目的要么是从其他成员国那里争取支援，要么是确保其中立。[45]
同样在20世纪初，同盟被当成“管理工具”远比当成“权力武器”的可能性要大得多[46]：作为安全管理制度而非能力聚合的制度。[47]四国同盟很显然是战胜国约束彼此的努力，而且尽管明确表明针对的是法国，不曾言明的是针对其中的一个成员国——俄国。同盟的管理层面从邀请法国加入速度之快可以窥见一斑。即使是神秘主义的神圣同盟也有实质性的一面：作为三个保守主义国家管理它们在德国、近东及意大利众多对手的手段。不仅由多国组成的大同盟是这样，当时的双边同盟也同样如此，俄国—土耳其在恩基尔·斯凯莱西（Unkiar Skelessi）结成的同盟就是很好的例子。俄国的安全没有加强，实力也没有扩大，但通过该同盟的确多少获得了对土耳其的部分控制权。20世纪后期，同盟，尤其是俾斯麦精心策划下的同盟，似乎更多是满足军事和安全需求，而非实现成员国的管理抱负。俾斯麦驾轻就熟地在同盟那里实现了双重功能，但对他的继任者们而言，同盟是最佳能力聚合机制。因此随着协调赖以存在的共识的消失，同盟的性质也变了。
同盟和会议一样，既是欧洲协调运作的切实的证明，也导致了其最终的消亡。它们都是管理大国之间安全关系的连锁体系的一部分。当最强大的政府就现行秩序的合法性达成共识时，其运作最富有成效。因此它们都是主要由组成其成员的国家所左右，受各自盛行的文化、观念及国家首都内部发生的事件所影响。虽然如此，特别是在19世纪早期欧洲各国的首都，协调反过来也成功地影响了战略及政策倾向的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