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别安全合作功能的框架
为了解释安全合作可能采用的各种形式，我们应当问问，所涉及的是何种安全挑战：威胁还是风险？为应对多国或是一国所面临的挑战，各国选择了何种战略？[7]
威胁这一概念往往被用来形容三个元素一同出现的情况。首先，该威胁必须来自一个可确定的行为体；其次，该行为体必须具有，或是可能具有进攻性的意图；最后，该行为体必须有执行其意图的能力。[8]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冷战的发生基于威胁：苏联及其盟友即是行为体；其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具有进攻性的；其传统优势使其具备在军事上造成严重破坏的可能性。[9]而大西洋联盟就是西欧国家选择的用以应对这一威胁的机制形式。
如今，冷战尘埃落定，西欧国家越来越专注于不同性质的安全挑战。[10]核扩散、移民潮和边境上的种族战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威胁，但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它们与国家安全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安全风险都缺乏至少一个上述三种威胁的组成部分，而且它们都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这些都体现在了1990年12月的《北约公报》上：
相对于宿敌蓄意进攻盟国国土的可能性而言，各盟国现今面临的风险更多地来自不可预见的因动荡带来的战略性后果，而这种动荡可能会在一个政治经济快速而大范围转变的时期出现……我们也不能排除盟国的安全风险可能会来自其他方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破坏稳定的军事技术的传播对同盟的安全会产生影响，同时也说明，在一个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加的世界中，我们面临着具有全球性质的新的安全风险和挑战。[11]
这种不确定性表明，风险评估更加依赖于主观猜测，而非对危险的衡量。
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体系不再那么两极化，而安全政策也不再那么一成不变。一个国家做出的选择、确定的风险以及采取的行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赞同的立场、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恐惧的事物。[12]这种新的自由也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意味着在风险及应对上更有可能出现意见不一的情况。根据这一判断，相比于威胁而言，风险更有可能导致争端。各国发现，如果为对抗某物而进行合作，它们更容易达成一致，而为实现某一目标而合作，却更难实现意见的统一。应对风险的时候，各国会发现要建立并保持合作关系更为困难，因为其利益更有可能在具体问题上产生分歧。[13]因此，一个国家为合作选择怎样的机制形式，部分依赖于合作解决的是清晰且现实的威胁还是含糊不清的风险。
国家有权选择以何种方式应对这些安全挑战，与别国合作抑或是自己行动。这一框架具有四种不同的安全合作方式：集体防御、集体安全、安全管理和区外干预。每一种功能都会引发特定的问题，而这就需要建立特定的体制机制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