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第三个困惑的解答：对德国有利的权力再分配

四国机制建立之时，法、英、美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德国，防止德国对战后欧洲体系、欧洲稳定构成新威胁。但最后该机制却成为联邦德国影响联盟事务的重要平台，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种解释认为，外来威胁与内部影响之间具有相关关系，这种解释难以令人信服。还有一种解释认为，共产主义威胁的上升，分散了人们对德国风险的关注，为了遏制苏联，西方需要联邦德国的支持，但代价是，西方要让联邦德国获得一定的影响力。这种解释也存在不足。虽然柏林危机减弱了，但新东方政策以及柏林墙开放让德国问题重新成为各方谈判的焦点，德国问题一直延续到1990年才得以解决，人们并没有将注意力完全转移到苏联身上。

德国权力的根源是什么？四国机制成员国之间发生了权力转移。联邦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而美国陷于越南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法国退出北约一体化架构，英国遇到经济困难削弱了本国的军事影响力。虽然有悖于美国的意愿，但联邦德国利用经济手段，不断扩大本国的外交和经济利益。此外，德国处于分裂状态，需要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很多方面需要同盟国的支持和协助。70年代，德国对国际货币与贸易规则的制定施加影响，比如德国单边实施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浮动汇率。但在柏林问题谈判方面，德国却无法施加任何直接影响。关于德国问题，联邦德国的政策选择范围受到严重制约，主要制约因素包括同盟国在德国的权利，以及联邦德国单方面改变柏林地位的能力不足。与50—60年代不同，现在的联邦德国可以通过四国机制，参与西方决策。但当联邦德国试图单方面执行《柏林协议》时，其他三国则迫使联邦德国接受一项君子协议，约束自己的行为。此外，同盟国拒绝汉莎航空公司开通柏林航线，拒绝将柏林连接到俄罗斯—西欧天然气输送管道上，联邦德国在这些问题上也表现得无能为力。由于同盟国在德国的权利与责任，西方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经济利益，阻挠德国的动议。在德国统一2+4谈判进程中，联邦德国仍需要同盟国的外交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但它已取得了与同盟国同等的谈判地位，德国已不再是谈判的对象，而成为谈判的主体。

关于四国机制对成员国及其行为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机制促进合作。在情况复杂的条件下，国家利益存在差异，成员国缺乏对彼此偏好的完整信息，若要保持合作，各成员国需要遵循该机制所设立的规则、规范和程序。这样，成员国的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机制具有牵制效应，可以防止成员国脱离合作，这是相互依存复杂条件下的最突出特征。同盟国拥有权利，而德国拥有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机制的牵制效应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一些问题上，联邦德国的合作具有不确定性，其他成员国则给予联邦德国在联盟事务中更大的发言权，以此吸引联邦德国加入合作。赋予联邦德国一定的发言权，将联邦德国牵制在四国机制的进程中，是确保合作的最佳方法。1961年柏林危机、《柏林协议》谈判、关系缓和期间、“2+4”谈判，这些时期都反映出上述特征。联邦德国之所以接受四国机制，因为该机制所形成的共识不仅对自己具有约束力，而且对同盟国同样具有约束力。(https://www.daowen.com)

机制的牵制效应可以防止成员国脱离合作。此外，机制还有建立互信的功效。同盟国对联邦德国一直缺乏信任，担心德国会脱离西方的合作体系，担心德国国内政策转向修正主义，担心德国与苏联恢复《拉巴洛条约》合作。但联邦德国一直遵循共同规范、规则和程序，这使德国的可信度不断提高，同盟国对德国的信任增强了。四国机制缓解了同盟国对德国的顾虑（同盟国担心德国新军国主义抬头，而北约机制可以缓解同盟国的这一顾虑）。而联邦德国也通过四国机制的共同规范、制度和程序，提高了自身影响决策的能力。

柏林谈判是四国机制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柏林谈判期间，四国机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讨论德国与柏林问题之外的事务，而德国在四国机制议程的设定过程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从那时起，四国外交部的政治高官开始举行定期会议，讨论更为广泛领域的国际事务，比如军控、军事安全等。此时，四国机制仍然有必要保持会议的机密性，因为会议讨论的话题十分敏感，而且北约其他成员担心四国在北约内部建立了一个领导机制。此外，四国外长在北约部长理事会前举行“德国工作晚宴”，这已经成为一个传统，这个会议商讨的议题更为宽泛，甚至涉及亚洲东南部地区、地中海、中国等地区的局势问题。当然，美、英、法或者美、英之间仍然会举行内部会议，讨论外交政策事务，而联邦德国仅受邀参加与德国或柏林有关的会议。从此时起，四国定期举行多级别会议，会议议题涉及广泛领域。1979年在瓜德罗普举行的系列会议上，德国从同盟国控制的对象国，转变为与其他同盟国地位平等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平等的发言权，开始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