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以上讨论的三个案例表明，单边或小群体活动对制度稳定性和变化有着重要影响。此外，美国的参与具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在所有例子中，美国都是一个重要的行为体，没有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都无法想象。不仅如此，美国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是不扩散机制最重要的支持者，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托管国，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情报信息的提供者。美国活动的影响可以总结如下：
美国对独联体国家的政策对整个机制具有完全积极的影响。虽然对基辅确保批准和执行《三边协议》的能力和意愿曾经有所怀疑，但是乌克兰最终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它和其他独联体共和国作为非核武器国家正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由此增加了条约原则的共性，加强了条约的普遍性。邻国的扩散计算没有因为在一个不稳定地区出现了新的“拥有核武器国家”而改变。关于核不扩散的原则性规则——虽然在现实中乌克兰对不扩散原则的违背是不可能的——确实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制约，甚至在其签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前。如果它拒绝遵守条约，将会使自己受到强烈的国际压力和孤立。程序性原则被严格执行，它们的共性被扩大。这些原则在乌克兰得以应用，由此消除了对核谈判的可能威胁。不扩散机制的有效性得到加强：核交易仍然完好，国际原子能机构有能力核查新成员的核活动。
就不扩散机制的几个成员间签订的朝鲜问题《框架协议》来说，机制的程序性原则被违背了。安全保障体系对所有《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都是强制性的。不过，原则性规则为美国本着《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承诺精神采取的行动提供了基础。但是，就程序性规则而言，华盛顿在走钢丝，因为接受国际检查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朝鲜的交易使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法在危险的情况下行使其核查使命。如果平壤确实分离了钚，将其和建造核爆破装置的企图一道隐藏起来，那么国际原子能机构直到21世纪才能发现转移的武器级核燃料的数量。然而，高成本的《框架协议》很可能比对机制的破坏更有益。虽然涉嫌违约者获得了技术性援助，但是却避免了违背放弃核武器的原则性规则。后者更可能刺激一些邻国重新思考他们关于核武器的立场。美国选择违背关于安全保障的程序性规则，并使只有在安全保障下才能允许民事使用核能的原则性规则遭到质疑，而不是使朝鲜完全不受制约。
在这个案例中，美国的运动对机制有效性的影响还是模棱两可的：虽然不获取核武器的原则性规则的共性没有遭到弱化，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有效性在两方面遭到损害。第一，朝鲜过去的行为无法被监督，所以平壤隐藏有武器级核燃料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在几年中，国际原子能机构都无法缓解这些疑虑。美国的运动没有补充而是削弱了这些制度功能。第二，通过暴露出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弱点，朝鲜的政策表明，即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也可以获得核武器，只要它们不需要外部援助，并能巧妙地隐藏它们的活动不受卫星监视。同样的情况对伊朗也是如此，如果该国事实上已经进行了核武器项目，而且如果它的违约行为被发现得太晚。然而，总而言之，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扩散动机的影响还是积极的。
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可以被视为违背了原则性和程序性两种规则。只要德黑兰坚持它的承诺，华盛顿的单边行动就没有得到多边接受的基础。美国违反了只要安全保障到位，就可以允许并且应该进一步发展核能的民事使用这一原则性规则。暂时中止这一规则削弱了机制的权威。这么说不是评判美国基于本国情报信息的怀疑是否正当。通过具有胁迫性质的美国运动，不仅涉嫌的违约者，而且任何与其有生意往来的公司都受到了伤害。由此引发的是对美国稳定不扩散机制的努力是否有益的质疑。机制的有效性被降低，美国的运动表明华盛顿仍然努力利用国际制度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这种偏见可能会对那些寻求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国家产生令其清醒的作用。华盛顿拒绝德黑兰拥有美国给平壤提供的同样的淡水反应堆技术，这一事实明显表明美国的矛盾态度。美国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能力的挑战使该机构的有效性遭到了怀疑。如果华盛顿没有这么公然无视规范性框架，如果它以更外交性的方式回应察觉到的制度缺陷，这样的破坏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由此，我们可以将美国不扩散运动的总体影响总结为三个因果关系。
第一，美国的运动降低了扩散的动机。通过将可疑国家从可能的核武器国家名单中移除，美国阻止了其他门槛国对核弹的计算发生变化。
第二，美国反对扩散国的努力增加了对特定制度性行动的需求。尤其是，不获取核武器的原则性规则的共性得到了加强。美国的运动引起了对核扩散的关注。虽然核扩散可能很罕见，却是一种国际风险，不仅对扩散国所在地区的国家，而且对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来说都是。朝鲜的形势已经表明，应对扩散国的军事选择不是很可行。虽然一个强大的国家能负担双边危机管理的费用，最适合处理这个风险的工具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程序，限制性出口控制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的有效行动。美国战略的成功将安理会的注意力引向了不扩散问题，导致了对多边制度性手段需求的增加，以避免对美国政策和优先事项的依赖。华盛顿反对伊朗的运动给美国在不扩散机制中的领导力投下了阴影，它原本可以造成相反的，虽然较小的影响。
第三，对于程序性规则，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都可见。伊拉克秘密核武器项目的复杂性表明华盛顿不能完全依赖自己的消息来源。朝鲜的例子突出了安全保障的缺陷。违背朝鲜意愿的特别检查无法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或美国的压力实施，但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中获得了新的重要性。既可以精简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程序，又可以给它配备新工具的“93+2”项目声明说，对成员国核项目的全面监控程序是其首要目标，因为过去对可能从核燃料循环中转移了可裂变材料的检查只有有限的范围。“93+2”项目势必包括该机构在短期内进行干预性更强的检查的权利，以及利用更高级的环境监测技术的权利。[76]美国情报信息已经表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能力过于有限，无法提供可靠的核查。如果能够避免该机构有效性的退化，它的职能是很难被国家层面的努力所取代。该改革项目着手通过提高程序性规则的具体程度，来处理在未授权之下进行转移所引起的风险。但是这一制度性调整是有局限性的。
该项目的另一个议题是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利用成员国提供的情报信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联合国总秘书处成立了一个小型办公室，评估从美国和其他国家得到的信息。然而这个办公室在该机构中的地位不高，在预算中也是“隐形的”。使用第三方信息遭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批评，因为它带来了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利用该机构服务于本国目的的可能性。[77]总的来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对这些情报数据的公正评估，以及向其他成员国发布这些发现将加强该机构履行其信息功能的有效性。
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一份文件明确声明，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负责核查和确保……对其安全保障协议遵从情况的称职权威……在这方面不应该有任何削弱该机构的行为”。[78]这可能表明了对中立的、不受制约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强烈需求。美国在朝鲜的危机管理设定了新的特异性标准。不过，对利用该机构服务于国家目的的忧虑还是存在的。美国的情报信息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受欢迎的。
美国及其伙伴在不扩散机制中所起的稳定性作用已经成了该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促进稳定的政策能否获得成功，能否对不扩散机制产生积极影响，都受到了合作问题的制约，而合作问题也是建立不扩散机制所要解决的问题。
[1]我要感谢联合会议所有参会者对本文前几个版本提出的有益批评，尤其是罗伯特·基欧汉和西莱斯特·沃兰德给予的详尽评论，以及杰夫·勒格罗、冈瑟·赫尔曼、戴维·莱克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以及在1997年国际关系学会多伦多年会上作为讨论者的发言。
[2]关于霸权稳定论，见Kindleberger（1974）；Gilpin（1975）；Krasner（1976）。对霸权稳定论的批评，见Keohane（1980）；Snidal（1985）；Haggard and Simmons（1987：500-504）。
[3]见Keohane（1984：第三章）。本文把这种思想学派称为“制度主义的”，虽然制度主义还包括其他学派。制度主义也被称为“契约主义”，见Keohane（1995：36）；Hasenclever et al.（1996：184）。在制度主义理论中，“制度”一词将惯例、机制和机构都纳入进来。在本文中，“制度”一词也相应地用来指规定普遍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而“机制”指的是次级规则，是融合了原则性和程序性规则且得到了一致认可的制度，其中之一就是不扩散机制。见Keohane（1989c：4）。
[4]见Keohane（1989：6）。
[5]见本书导言部分，第12—13页。
[6]印度和巴基斯坦在1998年5月进行核试验的案例没有被包括进本文，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不是非扩散机制的成员国，所以援引该机制的规则反对它们就更难了。
[7]Keohane（1989c：3）。
[8]见Muller（1989）。
[9]见本书第一章。
[10]对单边主义的定义，另见Czempiel et al.（1994：1）。
[11]关于制度中单个行为体的稳定作用，见Gehring（1995：211-215）。
[12]包括这三个特征的“危机”概念，见Hermann（1969：414）。关于危机决策概念的讨论，见Buhl（1988：26-34）。
[13]见Martin（1992b：776-777）；另见Gehring（1995：214）。关于国际贸易中“正当性违规”概念的介绍，见Hudec（1990）。
[14]对核不扩散问题性质变化的全面评估，见Bailey（1993）；Fischer（1992）；Krause（1998）；Muller（1997）。
[15]这一动机反过来也有效，它会增强无赖国家获得或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机。见外交关系理事会（1995：4-5）。
[16]据说伊拉克已经开展了一个“应急项目”，最晚到1991年4月，当沙漠风暴行动已经开始时建成核爆破装置。见美国国防部（1996：18-20）。关于联合国伊拉克问题特别委员会（UNSCOM）对伊拉克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军事力量实施的摧毁行动，见Butler and Frick（1994）和Tuck（1996）。
[17]从1992年开始，五角大楼每年拨款4亿美元用于其前对手领土上的裁军援助。见Allison et al.（1993）；Falkenrath（1994）；美国国会（1994）；美国国防部（1995）。
[18]见联合国决议S/PV.3046号摘录，发表于联合国PPNN新闻摘要，17（1992年春季）：15。
[19]关于美国旨在阻止核扩散的出口控制政策，见Long（1994）。
[20]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一个不扩散中心，加强美国查明核扩散的情报能力。见Dembinski（1994a：325）。
[21]“克林顿警告说，尽管冷战已经结束，前方仍有重大危险”，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联合国的讲话，1993年9月9日，美国政策信息和文本第99号第3到7页。Wolfsthal（1993：22）。评论见武器控制委员会（1993）。
[22]见Ruhle（1994）以及“美国防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的评论”，美国信息服务50。
[23]见1994年1月10日到11日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的北大西洋理事会会议的“各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北约评论》，42/1：30-33（32）。成立了两个北约行动组，检查应对核扩散威胁的政治和军事手段。另见Joseph（1996）；Carter and Omand（1994）；Riecke（1997：211-218）。
[24]见Campbell et al.（1991）；Falkenrath（1994：23-55）；美国国会（1994：13-33）。
[25]苏联解体时，在乌克兰部署了装有1734个弹头的218个运送工具。包括SS-19型130导弹，46个SS-24s，以及42个轰炸机。乌克兰持有的原苏联战术性核武器到1992年5月前都移交给了俄罗斯。参见《武器控制协会情况说明书》（1994年11月），以助理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B.Carter）1994年10月4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证词为基础。战术性武器的移交在苏联解体前就开始了，乌克兰曾努力将这个过程推延到1992年3月，但是遭到了西方领导人的坚决反对。见Falkenrath（1994：3）。
[26]1991年12月8日有四个共和国总统签署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成立协议》声明，原苏联的核武器将服务于所有独联体国家的集体安全。1991年12月21日还是由这些国家签订的《关于核武器的联合措施协议》，包含了“不首先使用”的承诺和语言，遵守不扩散条约第一条；而且1991年12月30日在明斯克签署的“独联体成员国之间关于战略武器的协议”包括了将核武器移送到俄罗斯领土的期限。基辅同意在1994年以前移交这些系统。见美国国会（1994：77-78）；Zaborsky（1994：3-5）；Falkenrath（1994：5）。
[27]见《美国和苏联关于削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议定书》，里斯本，1992年5月23日，《今日武器控制》，22/5：34-35。
[28]见《美国和苏联关于削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条约的议定书》，里斯本，1992年5月23日，《今日武器控制》，2215：第35页。
[29]见Zaborsky（1994：14）；Falkenrath（1994：6）。
[30]关于在核武器问题上可做哪些选择的讨论，见Blank（1994：10-17）。
[31]1993年2月，美国与苏联签署了一个条约，在今后20年中用约120亿美元购买500吨已混合的高浓缩铀。这笔交易原本有可能引起最高议会宣称对原苏联核武器的“所有权”。见Falkenrath（1994：41-43）。
[32]Falkenrath（1994：11）.
[33]见Zaborsky（1994：27）。
[34]见Zaborsky（1994：24）。
[35]由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总统在1994年1月14日发表的三边声明，见《今日武器控制》，24/1：21。
[36]见Zaborsky（1994：27）。
[37]Falkenrath（1994：11）.
[38]欧盟将其援助项目推迟到了乌克兰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后。
[39]激发开展该项目的因素还包括韩国常规力量的优越性、朝鲜自己的军事核野心，美国将核保护扩展到韩国，以及美国—韩国每年“团队精神”演习等。此外，朝鲜在1990年失去了苏联这个军事盟友。见Mazarr（1995：18-19）；Mansourov（1995：55-56）。
[40]见Mazarr（1995：55-77）。
[41]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拥核成员国之间的示范安全保障协议第73条和77条，在常规收集的信息不够完成核查任务的情况下，国际原子能机构有权进行特殊检查。见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要求有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各国之间的结构和内容协议（INFCIRC153）；Howlett and Simpson（1995：E15-E26，at E22-E23）。
[42]见Dembinsky（1994b）；Berry（1995：6）；Mazarr（1995：94-99）。
[43]《国际原子能机构条例》，第三条B4和第七条C。Howlett and Simpson［1995：D1-D9（D1，D6）］。
[44]见Berry（1995：8ff.）。
[45]见Dembinski（1994b：27）。
[46]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第825号（1993），1993年5月11日，见Veriente Nationen（德语：《联合国》），41：217-218。(https://www.daowen.com)
[47]谈判于1993年6月2日到11日在纽约，7月14日到19日在日内瓦举行。由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姜锡柱（KanSokChu）和美国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加卢奇（Robert Gallucci）参加。
[48]见Berry（1995：11-15）。
[49]见Mazarr（1995：144）。
[50]Sigal（1998：90-122）.
[51]见Berry（1995：123-124）。
[52]见Mazarr（1995：157-163）；Sgal（1998：129-168）。
[53]见《PPNN简讯》，第28期（1994年第四季度刊）：第1—4，27—28页。
[54]见《美国和朝鲜解决了关于核反应堆供应者的纠纷》，《今日武器控制》（七月/八月，1995），第23页。
[55]对欧盟委员会一名官员的访谈，布鲁塞尔，1997年2月17日。另见《PPNN简讯》，第37期（1997年第一季度刊）：第8页，提出数额是1900万欧元。
[56]关于对《框架协议》的批判性评价，见Bailey（1995：141-143）；Oh and Grubel（1995：105-11）。外交关系理事会和首尔国际事务论坛（1995：8-13）所持观点更积极一些。
[57]见Cohen（1995）。
[58]见Koch and Wolf（1997：127）。
[59]见《PPNN简讯》，第17期（1992年春季刊）：第12—13页。
[60]见Preisinger（1993：15）。
[61]见《PPNN简讯》，第22期（1993年第二季度刊）：第7页。
[62]见Cohen（1995：15）；《PPNN简讯》，第16期（1991/1992年冬季刊）：第10页。
[63]见《PPNN简讯》，第21期（1993年第一季度刊）：第14页。
[64]见《PPNN简讯》，第21期（1993年第一季度刊）：Dembinski（1994a：335）。
[65]见《PPNN简讯》，第21期（1993年第一季度刊）：第3页。
[66]发言人办公室，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就关于伊朗问题的总统行政令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美国国务院，1995年5月1日，引自Albright（1995：49）。
[67]见《克里斯托弗说俄罗斯要为车臣战争付出巨大代价》，《纽约时报》（NYT），199年3月23日。
[68]见《美国—俄罗斯的交集：浪漫不再》，《纽约时报》，1995年3月27日。
[69]见《美国给俄罗斯提供关于伊朗的秘密数据，反对核交易》，《纽约时报》，1995年4月3日。
[70]见《美国就伊朗交易再次警告俄罗斯》，《纽约时报》，1995年4月9日。
[71]Albright（1995：49）。在峰会之前，西方和以色列的消息来源指责伊朗达到了核武器的水平，但是这一声称没有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的支持。见《PPNN简讯》，第29期（1995年第一季度刊），第8—7页；第30期（1995年第二季度刊），第14—16页。
[72]见Stern（1997）。
[73]见Fitchett（1997）。
[74]见Brzezinski et al.（1997）和《PPNN简讯》，第38期（1997年第四季度刊），第16页。
[75]见《美国将与伊朗关系正常化》，《每日镜报》，1998年6月19日；《伊朗强硬派将和美国进行对话》，《每日镜报》，1998年6月27日。
[76]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93+2”计划，见Diamond（1997）。关于该机构对核项目信息评价能力的增强，见Fischer（1996：71）；Killinger（1995）；美国国会（1995）。
[77]见Dembinski（1994a：16）。关于由该机构进行评估的第三方情报究竟是指什么，见Fainberg（1993）。
[78]“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和目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CONF/L5，第9段，纽约，1995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