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安全管理制度的欧洲协调

如此松散的制度安排的众多缺陷之一便是难以分析。例如，协调何时终结，史学家们并未达成一致。如果协调含有正式的机制协定，也许就会在1822、1848、1854年，或者迟至1914年关闭，官员们也遣散回国。比如，有人会认为协调的终结是在法国不再构成威胁之后。法国在1818年召开的亚琛会议上成为协调成员国之一。更多人认为1822年会议制度在维罗纳的崩溃宣告了协调的终结。另外还经常有人认为1848年国内革命动摇了保守共识时，协调也随之完结。同样也有人认为既然协调旨在防止大国之间的战争，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协调的终结。另外还有人如阿尔布雷特-凯瑞（Albrecht-Carrie）和卡斯滕·霍尔布莱德（Carsten Holbraad）认为协调持续了整个19世纪，直到下一次全球大动乱。

然而如同其他任何的国际安全机制，有关欧洲协调的关键问题不是它存在时间的长短，而是它为什么很重要。这正是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产生分歧之处。多数协调的观察者忽视了现实主义者和制度主义者争论的细微差别，可能同意协调作为施展影响的竞技场，约束了谈判策略，促成了其他途径，使信息传递成为可能，加强了可预见性，详细阐明了指导国家行动的和约。分析者对其影响莫衷一是。欧洲协调是否影响了国家战略甚至于左右了国家利益的规划？对欧洲协调的研究表明的确如此。国家首脑们一度选择根据自己设定的规范和程序制定和执行政策，而不是单边行动或者违背承诺。协调不仅仅是向他人传达国家利益的渠道：协调的成员国身份是地位的象征之一，为了和其他大国合作，各国情愿付出代价。如此一来，他们允许自己的行为受到约束。

至于协调何时终结，可以将欧洲协调的发展分成四个不同的阶段：1815—1818年、1818—1822年、1822—1848年以及1848—1856年。第一阶段的合作严格按照规则进行，第二阶段采用的是会议制度。第三阶段是大国之间微妙却极其重要的安全关系管理，最后阶段从1848年革命到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协调在此期间持续削弱。对协调的如此理解提供了20世纪很少见的机制持续和调整的范例。尽管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表现不力，协调也的确为20世纪后半期留下了丰厚的机制馈赠，1878年的柏林会议就是一例。而且，维也纳会议后的一个世纪都没有再度爆发整个系统范围内的冲突。尽管如此，到20世纪中叶欧洲协调作为安全管理机制成功运作的必要条件已经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