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理由和原因
“看不见的手”解释是合成性的，融合了功能性与因果性推理。无视其中任何一种推理都会使自发制度理论失去其内在的平衡，使它的解释分别遭受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谬论的影响。
因为忽视个体选择和行动的重要性而排除功能性推理会使理论无法解释制度的形成和变化。新现实主义学者虽然提及了斯密和“看不见的手”这个主题，[29]但是却犯了这个错误。沃尔兹承认结构性理论无法解释变化，他没有错。[30]但是因为将自己限定于集体行动问题和制度形式之间的相关性而忽视因果推理同样是对理论的扭曲。“看不见的手”理论的这一版本被很贴切地称为准功能主义，因为它从制度的影响而不是制度的出现开始论证，所以它无法阐述制度得以产生的因果机制。[31]
功能性和因果性机制的相互作用是自发性制度的构成要素，所以要想解释惯例，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图8.2展示了解释国际制度的三个模式，也表明了“看不见的手”理论如何融合了另外两种理论。为了说明“看不见的手”解释的第一部分，我们先寻找行动理由。与因果性解释相反，功能性解释不包含规律，至少没有把规律作为中心，[32]即使前提限定在了理性选择的效用假定上。博弈论学者承认“有既定实践模式和规则的国际体系对定义单个博弈模型和从中得出结论来说非常重要”。[33]然而，即使承认了“动机要比简单的预期效用模式复杂得多”，[34]如何理解这些模式和规则，以及分析超越了自我利益的个人动机是否值得仍然是个问题。哲学性地说，问题在于，这些表现为理由的实践和规则是否也是行动原因。
图8.2 国际关系中解释制度的三种模式
区分理由和原因是要弄清楚行为体意图的独立影响，意图包括但不限于他们的利益。如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所说：
当我们问为什么有人做了他做的事时，我们想要得到一个解释……当我们知道了他的理由时，我们有了一个解释，这是对他做了什么的全新描述，这个描述使他做的事符合常见的情景。这个情景当然包括行为体的观念和态度，也许还包括目标、结果、原则、普遍的性格特征、善与恶。除此之外，由理由提供的对行为的重新描述也可能把该行动放在了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经济、语言或评价性情境中。[35](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假定理由合理地解释了行动，我们怎样才能断定这些理由引发了构成行动的行为呢？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有许多理由，其中只有一个是因果性的；备选行动也可能有几个理由，但是其中只有一个产生了影响。因此，理由和行动之间的关联不能被看成必然的或规律性的。不过有些理由确实成了行动的原因，即那些起了作用的。[36]正如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指出的，“如果存在行动的理由，那一定是人们有时为了那些理由而行动，如果他们这么做了，对其行动的某个正确解释必定包含了他们的理由。”[37]
为了确定行动的理由，分析者需要聚焦于行为体的实用推理。在这个过程中，分析者要将动机模式超越狭义定义的自我利益。[38]一旦明确了利益、规范、规则等，它们就成了行动的可能理由；一旦它们起了作用，它们也就成为原因。这样，在分析制度时，重要的是要确定为什么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某些理由变成了更大规模上的原因。
“看不见的手”解释的第二个阶段关注的是有意识的行动聚合为无意识的结果的过程。要弄清为什么有的人如此行事就是要了解实施行动的意图。[39]但是我们怎么才能从有意性行动中推断出非有意性的结果呢？如前所述，行动不遵循规律，但是确实会产生规律式的影响。经商的行为体有可能尽力使收益最大化，但是这不是必然的。没有定律决定这一行为注定发生。同理，一个正在遭受军事袭击的国家有可能想要保卫自己，但是同样，没有（自然）法则强迫国家这么做，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曾经正确指出：从哲学上说，“战争只从防卫开始”。[40]
行为体越经常地以某种方式行动，他们在未来越有可能继续这么做，别人也会越相信他们会这么做。不过这个说法只表述了一个经验性观察，除非我们能解释规律性如何发展成自我实现的机制，将一个简单的行为再现变成一个制度性事实。在下一部分我将指出，对这个路径更恰当的描述，是把它说成行为样板的形成，而不是按照先例协调。有意识行为的功能性结果聚合为超出个人意图所及范围的结构（即自发性制度），这个过程是一个因果现象，只能被解释为反复出现的行动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这些因果性解释有时显得很平常，[41]它们实际上不仅重要，而且对出色的“看不见的手”解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产生于这个过程的自发性制度可能很难被观察到，但是并不会因此而微不足道。[42]通过设定选择框架，[43]自发性制度可以成为更复杂的合作的基础。正如佩顿·扬（Peyton Young）所言，“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由惯例主导的。”[44]我简要列出分析惯例的程序，由此重建从微观层面的行为体的理由到宏观层面上产生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微观层面的反馈这一路径。这样，“看不见的手”解释代表了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所说的“演变性”解释，“将所要研究的现象呈现为一个发展序列的最后阶段，并通过描述序列的后续阶段对现象做出相应的解释”。[45]因此，“看不见的手”解释是严格意义上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