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契合点的“东盟方式”

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方式成为各国的契合点是因为安全博弈性质的不确定性。抽象地说，大多数国家主要想获得关于中国意图的信息，由此可以明确什么是适当的集体或个体反应。但是它们也想要一个有可能改变中国利益的机制。就像东盟秘书长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在成立东盟地区论坛的决定出台后不久说到的，“整个事情（ARF）是以我们想在东南亚拥有更稳定和可预期的秩序为前提的。”新加坡的李光耀（Lee Liamyew）也说过，“如果把中国挡在外面惹是生非，会增加成本。为什么不把这家伙拉到我们这条船上呢？”[15]一名新加坡高官承认，中国很可能希望建立地区霸权，但是有理由希望这个霸权可以被推动和拖向更“善良的”、美国式的霸权。[16]因此东盟地区论坛只能旨在使中国的参与代价比停留在制度之外低。

东盟非常清楚中国对多边机制的戒心。[17]北京在过去明确表达过更倾向于与东盟国家双边处理南海问题。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对地区安全对话提议的评论，毫不例外地表明多边谈判的形势对中国是不利的。因此承诺东盟地区论坛的组织将极为松散，将按东盟主席决定的共识运行，其议程不会涉及对安全合作的正式承诺，这些可以保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参与的成本不高。当对东盟方式热情不高的国家都明显愿意接受它时，这个承诺就更可靠了。诚然，那些对东盟方式缺乏耐心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韩国都表达了担忧，认为这个样子的东盟地区论坛制度化程度太低，可能会不够有效，因此在政治上很难获得国内支持。但是它们都愿意接受为接纳中国而确定的这个制度化步伐。事实上，它们把这看成是为保证机制最初能存活下来所要付出的代价。[18]西方国家有着默默的渴望，希望能推动东盟地区论坛向欧安会式的机制方向发展，这印证了对它们来说东盟方式是一个妥协。

总之，中国的偏好成了达成契合点的基础。虽然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激进国家来说，东盟形式的制度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也总是好过一无所有。一个欧安会式的制度在东盟看来不是最好的，但是它比一无所有略胜一筹。因此可以说，对除中国以外的所有行为体来说，这三类制度中的任何一个都胜过没有制度，因为制度既有可能降低不确定性又有可能改变中国的利益计算。[19]然而对中国来说，最初认为没有制度比任何形式的论坛都好，但是东盟式的制度胜过欧安会式的。参与也有助于显示中国维持现状的意图，因此可以加强它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精心安排的外交突围战略。游离在东盟地区论坛之外的中国，或者对该论坛胎死腹中负责的中国，对中国作为和平的地区大国的形象来说代价都太大了。最初，对于作为合法、高效的合作形式的多边主义本身，中国没有特别的内化性承诺。(https://www.daowen.com)

一旦东盟地区论坛的初始结构和议程成为契合点，这种情况又是如何随着时间转变的呢？也就是说，东盟地区论坛最初的结构是如何激励了一个特定的社会化互动模式，使制度变化成为可能的呢？具体来说，东盟地区论坛是怎样改变了中国的舒适程度呢？故事在此处转向了该论坛最初的制度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