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1848：安全关系上的自我约束
在许多方面第三阶段都是协调历史上最有趣味的阶段。前一阶段已经表明，尽管大国对战后体系的基本点达成了共识，各国之间对如何阐释其中一些基本点却存在着重大分歧。他们一致认为大国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对主权受到威胁时协调的干涉力度却争执不下。
大国还就彼此之间不发动战争达成共识。在后会议制度阶段，没有设定正式的机制实现该目标，但协调确定的规范、规则和程序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在维罗纳会议和1848年革命爆发之间的阶段，有许多大国的领导者看上去在根据协调的原则自我克制的例子。这一阶段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与18世纪完全不同，他们携手解决了几次原本轻易就能演变成战争的危机。如此一来，协调实现了至为重要的功能：使和平适应变革成为可能。
马修·安德森在对俄国和东部问题的研究中认为亚历山大一世和后来的尼古拉为了协调的利益一再牺牲自身的利益。[25]例如，沙皇亚历山大不顾国内几乎一致的政治观点，拒绝援助希腊对抗极为不得人心的土耳其。奥地利的梅特涅和普鲁士的伯恩斯托尔夫都竭力利用协调的语言，即大国团结的首要性，劝说沙皇放弃局部利益。危机早期，亚历山大声称：“毫无疑问，没有什么能比一场与土耳其之间的宗教战争看上去更切合我的利益，更切合我的子民的利益，更能反映我的国家的公众意见。”[26]然而，考虑到“我的武装干涉可能给我的盟国带来的危险”，亚历山大放弃了干涉。[27]平心而论，必须要指出的是，作为神圣同盟的缔造者和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者，亚历山大也许并不情愿与任何叛乱者为伍，即使是反抗土耳其的叛乱者也是如此。在此情况下，他自身的保守主义和大国团结的要求如出一辙。
协调的成功不能够归功于某一位首脑，而是在几个成员国中经历了数次首脑更替。亚历山大的王位在1825年后期由其弟尼古拉继承，奥斯曼帝国在外部压力下继续衰落。与此同时，英国唯恐俄国会趁机加强自身的区域影响。于是英、俄的行动本着19世纪的精神，完全背离了18世纪的惯例。他们签署了协议，共同对苏丹和叛乱分子进行调解，并因此承诺放弃任何单边利益。[28]随后英、俄、法签订条约，同意联合武装干涉，再次明确表明放弃任何单边利益。“签订条约的国家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不会追求领土的扩张，排外的影响，或者只有利于本国国民而其他任何国家的国民都无法同样受惠的商业利益。”[29]三国随后发动武装干涉，使得希腊于1832年独立，同时也限制了各自在该地区的介入。[30]如果离开协调及其实践，很难解释这一结局。显然协调向成员国做出保证使其安心的做法在提高了代价的同时也减少了违背承诺的益处。这并非表明协调自身导致了该结局，而是说考虑到国家的倾向，协调影响了各国实现其愿望所采取的策略。(https://www.daowen.com)
这一阶段还有其他大国自觉根据协调的规范约束自身行为的例子。各国一再感受到了来自自己确立的原则的约束，将其自身利益的定义延伸至维持协调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利时就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比利时独立的问题又一次将大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比利时和荷兰的联合是维也纳会议一直诟病的解决途径。大国为了维持它们之间的稳定，没有征询当地人民的意见，忽视它们在历史、语言、宗教和经济上的不同。经过几个月的煽动之后，1830年10月一个临时政府宣布比利时独立。
俄国和普鲁士想要派兵镇压比利时人的叛乱。法国的公众意见倾向于支持比利时，但如果其他国家不介入，国王路易·菲利普也准备置身事外。然而他并没有准备准许大国在离法国边境如此之近的地方发动武装干涉。只要不成为法国的卫星国，英国倒是乐意接受比利时的独立。由于担心局势可能急剧恶化，帕默斯顿再次依据协调的规范，敦促俄国和普鲁士在五国于伦敦就此事召开会议之后再采取行动。帕默斯顿设法说服了其他国家，接受比利时脱离荷兰不管有多遗憾都在所难免，这样一来他们的任务则是强制比利时接受独立的条件，从而确保两国之间的和平利益。协调表现出接受并适应变革的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试图引导变革的方向。聚集一起加强了透明度，减少（尽管肯定不会消除）了进行秘密交易的可能性。会议给英国提供了兜售自己和平解决问题的良机。既然采纳英国的提议意味着坚持协调规范的附加益处，接受提议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各国于是像解决希腊独立问题一样，放弃追求单边利益的机会，向彼此保证致力于和平，确保在独立君主统治下的比利时永久中立。[31]荷兰的威廉一世对此拒绝接受，并向布鲁塞尔进军。法国先是武装干涉，随后咨询了其盟国，后者于是事后授权法国采取行动，依据是法国的军事行动并非出于实现单边目标，而且无暇争取事先授权。在其他国家的坚持下，法国同意一旦恢复停战立即撤军，并且法军远离普鲁士和德国边境。其他国家在接受法国行动的解释时表现出的灵活性来自协调的惯例。各国不是强力反对法国的行动，而是强加条件，以减少对体系稳定的威胁。1831年五个大国签署条约承认比利时独立，允许其反抗侵略。最终荷兰于1839年承认这一切。显然这是协调的规范和惯例约束成员国行动的又一实例，在此过程中协调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促成国际体系中的和平变革。
将人们驱逐到街上要求开战的下一次危机发生在欧洲的周边。埃及的帕夏穆罕默德·阿里与软弱的土耳其人作战以期获取与其才干相称的利益。1832年一度看上去他即将征服整个小亚细亚。梅特涅宣布素丹是合法的统治者，穆罕默德是叛乱分子，要求各国联合保护土耳其。法国同情埃及，英国模棱两可，于是俄国介入支持土耳其。因此得到了暂时的和平，俄国和土耳其签署了互助条约。1839年，随着埃及人击退土耳其的进攻，随即又站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之外，该地区同样的危机似乎再次上演。
英国认准了埃及是法国的附庸，急于通过法、俄保护通往印度的陆上交通线，提议全面保证土耳其独立。俄国出于对反对俄、埃条约的关注接受了英国的提议，奥地利和普鲁士也同样接受。1840年，四国与土耳其签署了协约，向苏丹确保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安全，并向彼此保证不会为了单边利益趁火打劫。
问题自然在于法国。民众意见强烈支持埃及，巴黎街头的暴徒要求向英国、普鲁士及奥地利宣战。梯也尔政府不敢违背如此强烈的民意。但最终国王还是选择了对抗民意。路易·菲利普解散了梯也尔政府，通告其他国家法国不愿被大国联盟拒之门外。处在核心集团之外是对法国威望的打击，而非出于安全考虑。其他大国若抛开法国勇往直前，就能够迫使法国屈从于它们的意志。在法国的坚持下，其他大国宣布终结法国没有参与签署的协约，1841年五个大国与土耳其共同签订了著名的《海峡公约》。穆罕默德·阿里被赶回埃及，各国同意不允许外国军舰在和平时期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法国重新回到协调的渴望以及被邀请回来的速度之快表明，协调的延续及遵循协调的规范从本质上已成为国家界定民族利益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2]协调的成员国身份意味着大国地位，为此各国政府宁愿付出代价。在之前的年代里，他们通过战争获取并保护这一地位，协调提供了以和平方式达成一切的良机。这对国家战略产生了影响，因为各国政府力图使自己的政策同协调体的同僚保持一致。
保罗·施罗德将起作用的力量做了如下描述：“维也纳体系下的威慑力是以道德和合法的政治压力的形式存在的，威胁来自违背承诺的国家不计后果或者不合法的行为要付出在体系内失去地位和发言权的代价、导致协调的孤立并失去一系列的利益和好处。”[33]显然，上述的三个案例中，正是这些因素制止了法国采取行动支援比利时和埃及，以及俄国兴兵支援希腊。
这一时期，类似大国抵制国内民众意见选择与盟国保持一致的例子还有许多。譬如，奥地利为了避免被看成自我扩张，多次放弃潜在的收益。英、法两国的自由派舆论都强烈赞同支持1830年波兰及1848年皮埃蒙特的叛乱分子，然而都遭到了两国政府的抵制。在马修·安德森看来，正是俄国与其他国家“合作、决不削弱其团结”的热切渴望促使沙皇尼古拉于1833年签订《明舆哥拉兹协定》（Munchengratz），并在随后一年从多瑙河流域的公国撤回了卫戍部队，尽管尚未收到承诺的赔偿。[34]
从1815到1848年间，在五大国的每一个首都都时常可以看到欧洲协调发挥着国际安全机制的作用。协调不仅提供了国家政策的实施背景，而且影响了国家战略的形成，[35]促进了对政治变革的和平应对。此后协调再也不曾如此有效。这次变革的诱因又是发生在国家首都的外部事件。但是同样导致变革的力量却削弱了协调成功适应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