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共同的原则、规范与规则基础上，设定欧洲安全议程？

[1]感谢德国科学基金会（波恩）对此实证研究给予的支持（1992—1995年资助编号：#HA778/9-1和9-2）。

[2]Krauthammer（1989）.

[3]Mearsheimer（1990：7）；Layne（1993：8-16）.

[4]Layne（1993：8 n.12）.

[5]同上书，第37—38页；此外，见Horsley（1992）。

[6]Mearsheimer（1990：6 n.1）.

[7]Mearsheimer（1994/1995：13）.

[8]Genscher（1989年10月19日，第49—50页，原文为德文，本文作者将其译为英文）。

[9]Keohane（1989c）；Kupchan and Kupchan（1995）.

[10]Haftendorn（1989：35-36）.

[11]比如Keohane（1989：35-36）：“一些学者强调，机制的重要性仅仅表现为激励效应，这误导了人们对机制的理解，机制可以影响决策者对自我角色的认识，以及对他人动机和利益的认知。”

[12]见前言。

[13]本研究所讨论的制度影响是相对于与其他因素的影响而言的（如权力与利益，观念与文化，历史与认知，等等）。相对于其他因素，单个因素对国家偏好和战略的影响可以被定义为“在一定时空背景下，变量对可观察个体或集体行为变化的影响程度”（Young，1992：163）。从认识论角度看，本研究所提出的机制对国家偏好与战略的因果关系，无法满足实证主义所谓“硬性试验”的要求，本研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提出一种令人信服的论点。

[14]本研究仅限于1989—1994年之间欧安会的制度演化，1994年12月布达佩斯峰会之后，欧安会的变化很小，且德国政策几乎没有发生改变。1994年后，北约东扩成为欧洲安全的焦点和决定因素，限制了其他多边机制的发展。

[15]见根舍（1989年10月19日：第48—50页）。

[16]根舍（1990年3月23日，第313页）。

[17]比如科尔（1989年11月28日，第119—120页）；根舍（1990年1月1日）；科尔（1990年2月3日）；根舍（1990年2月13日）；科尔（1990年3月19日）；根舍（1990年3月23日、4月11日）；科尔（1989年5月21日）；根舍（1990年8月1日）。

[18]见根舍（1990年4月6日，第104页）。

[19]德国的具体建议将在下文中讨论。

[20]在欧安会建立初期，德国已成为该机制的积极推动国，见Holsti（1984：141-142）。

[21]欧洲安全合作大会，《新欧洲巴黎宪章》，2009年11月21日。该机制的详细情况，见《新欧洲巴黎宪章》有关条款的补充文件。

[22]见1990年欧安会关于信心与安全构建措施的维也纳文件，第17段。

[23]科尔（1990年11月22日，第1407页）。

[24]见Pond（1993：173-192）。

[25]科尔（1989年11月28日，第119—120页）。见Teltschik（1991：59-60，163-164）；Weilemann（1990）。

[26]根舍（1990年9月20日，第1185页）。

[27]科尔（1989年11月28日，第119—120页）。

[28]见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Allgemeine Zeitung，FAZ）（1989年12月1日）。欧安会维也纳后续落实会议决定1992年3月24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下次会议，见1998年1月15日欧安会维也纳后续落实会议最终成果文件；Shevardnadze（1989：150）。

[29]见法兰克福汇报（1989年12月6日）：“Gensche in Moskau：Singnale der Stabilisierung”（根舍在莫斯科：稳定的信号）；南德意志报（Suddeutsche Zeitung，SZ）：“Gesprache Langer als geplant”（超出计划时间的对话）；见根舍（1990年6月28日）。为了满足苏联提出的德国统一前提条件，根舍制定了如下政策：1.推进常规武器控制；2.东西方军事联盟之间建立实质性新关系；3.认可欧洲国家划界；4.加强与苏联的经济合作。

[30]见1990年1—3月总理为实现统一所开展的国际磋商情况总结：“Einbettung der deutschen Einigung in den europaischen Einigungsprozes”（德国统一被纳入欧洲统一进程），第40号公告（1990年3月27日），第314页。

[31]见Auswartiges Amt（外交部）（1991），第19页；南德意志报（SZ）（1990年4月30日）：“EG treibt KSZE-Gipfel voran”（欧洲联盟推动欧安组织峰会）；“都柏林欧洲理事会，1990年4月28日欧盟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特别会议”，第51号公告（1990年5月4日），第401—404页。

[32]见Rotfeld（1991：595）；Albrecht（1992：75-76）。

[33]见科尔（1990年7月17日：第803页）。科尔表示：“Das geeinte Deutschland kann in Ausuburng seiner vollen und uneingeschrankten Souveranitat frei und selbst entscheiden，ob und welchem Bundnis es angehoren will.Dies entspricht dem Geist und dem Text der KSZE-Schlukte.”（统一的德国可以自由行使它完整的、不受限制的主权，并自行决定是否加入联盟以及加入什么样的联盟。这完全符合欧安组织文本的精神）。

[34]《1990年11月21日新欧洲巴黎宪章》：第sa1411页。

[35]克劳斯·金克尔在《欧安会和解与仲裁法庭法案》通过时所做发言，安全政策目录，2（1994），4；Kinkel（1992）。

[36]联邦德国关于“Konfliktverhutungszentrum der KSZE”（欧安组织冲突预防中心）的提议，1990年7月26日在维也纳筹备委员会提出。

[37]见1990年7月26日联邦德国提议，第6，10段，第3—4页。

[38]见《新欧洲巴黎宪章，1990年11月21日》：10。

[39]德国驻欧安会代表团，《情况说明》，关于冲突预防中心的建议，维也纳，1991年9月16日；德国驻欧安会代表团，《情况说明》，军控紧急行动、安全控制与冲突预防的方案，1991年维也纳咨询委员会上提出。

[40]欧安会外长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成果总结》，《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定》，斯德哥尔摩，1992年12月15日，第7节，“欧安会架构和制度的演进”，第19—21页。

[41]见根舍1991年9月10日，797；法兰克福汇报（FAZ，199年4月26日）：“Die NATO sucht ein System gegenseitiger Sicherheit fur ganz Europa”（北约为整个欧洲寻求相互安全体系）；法兰克福汇报（FAZ，1991年6月19日）：“Das neue Europa auf der Suche nach gemeinsamer Sicherheit”（寻求共同安全的新欧洲）。

[42]见南德意志报（SZ，1992年2月1—2日）：“KSZE：Bei Krisen schneller eignreigen”（欧安组织：更快介入的危机）。(https://www.daowen.com)

[43]见新苏黎世报（1992年2月2—3日）：“Die KSZE an ihren Grenzen”（临界状态的欧安组织）；南德意志报（SZ，1992年2月18日）：“Belgien kritisiert KSZE-Initiative Bonns”（比利时批评欧安组织波恩倡议）；Heraclides（1993：77-80）。

[44]《欧安会赫尔辛基文件1992》，《变革的挑战——赫尔辛基峰会宣言》，1992年7月10日，《赫尔辛基决定》，s.I，第12—22段。欧安会外长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成果总结》，《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定》，斯德哥尔摩，1992年12月15日，s.7，“欧安会架构与制度演进”，第19—21页。

[45]法兰克福汇报（FAZ，1992年10月20日）：“Bonn bereitet sich auf eine Zwischenbilanz vor”（波恩准备中期结算/总结）；Heraclides（1993：181-183）；欧安会19，高官委员会布拉格会议，1993年2月4日，日志3，第12和20段；欧安会19，高官委员会布拉格会议，1993年2月4日，日志2，附件；法兰克福汇报（FAZ，1993年2月5日）：“KSZE will Embargo durchsetzen”（欧安组织将实施禁运）。

[46]见《欧安会斯德哥尔摩文件》，1992年12月15日，第19—21页。

[47]欧安会外长理事会第四次会议，罗马，1993年11月30日—12月1日（罗马文件），成果，s.Ⅶ，第3段和第7段第一节。

[48]《欧安会布达佩斯文件1994》，“建立新时代的真伙伴关系”，1994年12月5—6日，《布达佩斯峰会声明》第16—18段。

[49]见P.Taylor（1990：13-14）。

[50]见Peters（1994：169-173）。

[51]见法兰克福汇报（FAZ，1991年8月3日）：“Genscher will Truppen-Einsatz nur unter Zustimmung Jugoslawiens erortern”（根舍将探讨在征得南斯拉夫同意的情况下部署军队）；法兰克福汇报：“Genscher fur KSZE-Bauhelme”（根舍关于欧安组织的维和作用的看法）；南德意志报（SZ，1991年9月5日）：“Genscher will KSZE-Friedenstruppen”（根舍希望发展欧安组织的维和部队），Peters（1993a）。

[52]见Peters（1994：169-173）。

[53]见Kinkel 1994年6月17日，第411—412页；“德国—荷兰筹备布达佩斯特峰会联合议程”，第46号公告（1994年5月20日），第412—414页。

[54]见《罗马文件》，1993年12月1日，第4章第5段和附件A。

[55]见《布达佩斯文件1994》，决定，第1章，第18段。

[56]Peter（1994：167-176）。

[57]见McKenzie（1994：26-31）；Peters（1995a）。

[58]见欧安会外长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柏林，1991年6月20日，《成果总结》，附件2：“机制的运行模式”，见Vetschera（1994：109-110），第114—116页；Ropers and Schlotter（1992：16-22）。

[59]德国—荷兰联合议程1994年6月20日，第412—413页。

[60]见欧安会外长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布拉格，1992年1月30—31日，《关于继续推动欧安会制度与架构建设的布拉格文件》，第4章第16段。

[61]见法兰克福汇报（FAZ，1991年10月5日）：“Die KSZE durchbricht erstmals das Konsensprinzip”（欧安组织首次突破一致性原则），《欧安会莫斯科人权会议成果文件》，1991年10月3日。

[62]《欧安会少数民族专家会议报告》，日内瓦，1991年7月19日，20 Jahre KSZE 1973-1993（《欧安组织20年1973-1993》），波恩：德国外交部，第309—317页，第311页。

[63]《CSCE人权大会文件》，哥本哈根，1990年6月29日，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Dokumentation zum KSZE-Prozes 1990/1991（《欧洲的安全与合作：欧安组织进程1990/91的文献汇编》），波恩：德国外交部，第35—58页。

[64]见Peters（1994：167-176）。

[65]见Heraclides（1993：86-87）。

[66]见Regelsberger（1992）。

[67]《德国—荷兰筹备布达佩斯欧安会峰会的联合议程》1994年5月20日，第412—413页；法兰克福评论报（1993年12月1日）：“KSZE will mehr Gewicht”（欧安组织想要更重的分量）。

[68]见Teltschik（1991：183）。

[69]见McKenzie（1994：26-31）。关于德国的欧共体/欧盟政策的延续性与德国统一的关系，见Gardner Feldman（1994）；Bulmer and Paterson（1996）。

[70]比如，《保加利亚、德国、波兰、罗马尼亚、CSRF和匈牙利关于制度间合作的建议》，柏林高官委员会会议，1991年6月17日（文件名：CSCE/3-CSO.4）。

[71]见《1991年6月6—7日北约理事会哥本哈根会议联合公报》，第66号公告：第525—529页，《关于中东欧的声明》，第528页，第3段。

[72]见《1991年6月10日华盛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与詹姆士·贝克的联合宣言》，德国外交部第1104号媒体通告（1991年5月11日）；法兰克福汇报（FAZ，1991年5月13日）：“Baker und Genscher wollen fur die NATO eine starkere politische Rolle（贝克和根舍希望北约发挥更强大的政治作用）”；新苏黎世报（1991年5月16日）：“NATO und KSZE im europaischen Umbruch”（处于欧洲变革中的北约和欧安组织）。

[73]关于马约谈判过程德国问题的重要性，见Janning and Piepenschneider（1993：43-45）；Weidenfeld et al.（1991）。关于德国在北约改革进程中的作用，见Karadi（1994：40-67）。

[74]见Peters（1995b）。

[75]见Archer（1993：147-148）。

[76]见Schulz（1989：78-80）。

[77]对于这个问题，其他一些学者也开展了研究，他们的研究涉及不同政策领域，所依据的理论也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结论与本研究的结论相吻合，如Anderson and Goodman（1993）；Paterson（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