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结论
有关联盟的现实主义文献开始趋向于将这些制度单纯地看成积累军事能力的机制。因此，这些研究也多关注于联盟的外部功能。也就是说，联盟被看成是防备外部威胁和实力不均衡的手段。[47]但是，最近的制度主义文献已经开始将联盟置于理论上更宽泛的安全制度领域。[48]学者在以这个视角观察的时候，已经开始转向联盟在联盟伙伴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在本章的研究中，笔者一开始就建立了整合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有关联盟观点的框架。通过延展到制度关系和可信承诺的相关文献，笔者也提出了有关联盟是内部结盟控制的工具的观点。笔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联盟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实力积累模型，并拥有将联盟视为安全管理机制这一理论所描述的一系列任务。但与此同时，笔者的结果也证实了现实主义的预期，即联盟将会被用作演练军事力量和控制能力的机制。
具体来说，笔者的研究结果重点关注了1918年到1988年之间国际危机中所出现的117次调解尝试。通过研究这些调解案例，笔者已能分辨制度型联盟的影响以及结盟国家共同利益的影响。笔者对这些案例的具体分析表明了调解方联盟和其军事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调解成功的结果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笔者发现国际危机中最成功的调解方是那些与争议一方有联盟关系而且选择用强制性调解策略来说服争议方达成和解的大国。此外，笔者也发现有偏见的调解方更易成功，因为他们在为争议制定解决方案时会削弱他们自己盟友的地位。但这一发现并不能表明联盟的干预总是会有损危机中某个国家的表现。但是，当某个盟友选择以调解方身份干预时，强制性手段的使用就会超出传统实力积累模型范畴。尽管这些结果与制度主义和现实主义有关联盟的综合性理论十分吻合，但它们与很多涉及国际调解的传统观点是直接相违背的。笔者希望笔者所做的工作同样也能进一步推动有关调解的相关研究，将其更多看成是谈判的过程，而不是裁定的过程。
[1]对国际制度影响的评论请见Mearsheimer（1994/5）。对联盟的现实主义分析请见Walt（1987）。
[2]Walt（1987）；Waltz（1979）.
[3]Keohane（1984）；Krasner（1983）.
[4]笔者对调解下的定义比较宽泛，包括任何第三方试图促成协商方案的努力，如调解过程中通过官方努力提供“斡旋”，或者对直接武装干涉的仲裁。
[5]现实主义文献试图整合制度主义视角的例子可见Grieco（1996）。
[6]Morrow（1991）.
[7]A.Smith（1996a）；Papayouanou（1995）.
[8]A.Smith（1996b）；Gartner and Siverson（1996）；Bennett and Stam（1996）.
[9]Huth et al.（1993）；Bueno de Mesquita（1981）.
[10]Schroeder（1994b，1977）.
[11]Morrow（1991）.
[12]Morrow使用的确切术语是用“安全”取代“自主”。在试图细化其分析时，Morrow所用的“自主”意义与笔者在这里探讨的不同。笔者的讨论与其非正式使用“自主”一词时相一致。
[13]Mearsheimer（1994/1995）.
[14]Gelpi（1997）.
[15]Young（1967）；Northedge and Donelan（1971）；Stulberg（1987）；Brouillet（1988）；Carnevale and Pruitt（1992）.
[16]Stulberg（1987：37）.
[17]Young（1967）；Ott（1972）；Slim（1992）；Bercovitch and Houston（1996）.
[18]Bercovitch and Houston（1996：27）.
[19]Fisher et al.（1997：195）.
[20]Brouillet（1988：171）.
[21]Bercovitch（1986）；Fisher and Keashley（1991）；Bercovitch and Houston（1996）；Keashley and Fisher（1996）.
[22]Princen（1991，1992）.
[23]Dixon（1997）.
[24]Carnevale and Arad（1996）.
[25]Touval（1975）；Touval and Zartman（1985）.
[26]Touval（1982）；Princen（1992）.(https://www.daowen.com)
[27]Gartner and Siverson（1996）；Choi（1997）.
[28]A.Smith（1996a，1996b）；Papayouanou（1995）.
[29]Fearon（1994b）.
[30]关于传输信号及逆向选择游戏的逻辑，请见Rasmussen，1989。
[31]Bueno de Mesquita（1981）.
[32]Smith（1996b）.
[33]Fearon（1995）.
[34]Butterworth and Scranton（1976）；Bercovitch et al.（1991）.
[35]Bercovitch et al.（1991）.
[36]该控制变量在其他调解研究中较为重要。遗憾的是，笔者的侧量值无法区分危机时刻调解失败之前发生的暴力冲突与调解失败之后产生的暴力冲突。这显然提出了互为因果的潜在问题。笔者将该变量排除在外，对数据重新进行了分析。笔者再次的详细分析所得到的结果是健全的。
[37]笔者以挑战方和防御方的相对军事力量为自变量对调停方的联盟关系做回归分析。调解方与挑战方的关系越密切，挑战方所控制的二价能力（dyadic capabilities）的比例就越高（b=0.06；p＜0.02）。因此，挑战方与调解方联盟关系的强度每提高一个级别，挑战方所拥有的二价能力比例就增加6%。公正的调解方参与的危机中，挑战方与防御方的军事能力的比率几乎正好是持平的1∶1。然而，如果调解方与挑战方之间有防御协定，且与防御方没有联盟关系，挑战方的优势平均高于2∶1。调解方与防御方的联盟关系几乎具备完全相同的影响，只不过方向相反（b=-0.06；p＜0.01）。
[38]军队数量和支出数据来源是战争相关计划（CoW）数据库名为“National Capabilities of States，1816-1990”的数据集。
[39]减少武力投送能力的方法可见Bueno de Mesquita（1981：103）。
[40]辅助回归分析表明该分析中多重共线性不会造成问题。由于调解者的大国地位及调解者的联盟偏见，变量中的共线性水平稍高，但并不显著。这些变量的附加r2从0.23到0.68不等。其余变量的附加r2则较低，从0.03到0.23不等。
[41]为了保证该同时发生的因果关系不严重影响结果（参见n.34），在表4.3中笔者将该变量排除在外，重新估算了等式。在重新估算时，大国调解方及大国调解方和联盟关系不平等的相互作用的系数稍微降低，显著性差异的水平也稍微降低。当然，对结果的实质阐释基本不变。
[42]Fearon，（1995）.
[43]Bercovitch et al.（1991）.
[44]辅助回归分析表明该分析中多重共线性不会造成问题。联盟变量的辅助r2大约为0.45。相对军事能力的辅助r2为0.07。
[45]Schroeder（1994，1977）；Morrow（1991）.
[46]Choi（1997）；Gartner and Siverson（1996）；A.Smith（1996b）.
[47]Waltz（1979）；Walt（1987）.
[48]Wallander and Keohane（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