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制度的延续和演变

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一套特定安全制度的影响，我们还关注这些制度如何变化和调整。制度既受环境因素影响，它们自己也会影响制度变化的过程。例如，拥有官僚机构和行政领导的目的性组织是安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安全环境这样的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些组织会通过改变资源分配、任务目标和力图迎合的支持群体来做出应对。也就是说，它们可以适应变化。除了冷战结束体现的国际环境变化以外，其他变化来源还包括某个成员国长期违背规范，或者做出其他形式的背叛行为。我们需要了解哪些特征可以使一个制度在面临违背行为时最稳固。尚克斯（Shanks）和她的同事们表明，政府间组织的死亡率相当高（在1981到1992年间超过了30%）；调整对生存来说似乎是必需的。确实，所有的初步研究都表明制度蓬勃发展的能力，甚至是其生存能力都依赖于它的适应性。[22]

适应要求组织不仅对所处环境的普遍变化比较敏感，尤其还要对它们最重要成员的利益和外交政策偏好反应敏锐。因此，本书对制度和国家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给予了大量的关注，集中研究制度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以及该国家政策对制度本身的影响。如前文指出，制度可以通过影响偏好、一个行为体对他人偏好或观念的理解，或者环境性制约因素而对政策产生影响。每一章都明确指出了因果链上受到影响的点，这些影响如何改变此后因果链中的行为以及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反馈如何从后面的点运转到先前的点。因为反馈非常重要，本书的大多数章节用了很大篇幅说明制度的影响以及制度变化的问题。确实，无论是理解制度的影响还是制度的变化问题，制度和政策之间的反馈过程都要求我们必须对两组问题都进行考虑，它们很难分开来理解。

厘清国家与制度之间关系的办法之一就是从国家层面开始研究。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受到它自己无法控制的某些外源变化的影响。这些包括国际体系自身的变化，比如权力的转移和其他国家政策的转变，它们都会影响特定国家的安全问题。相对而言，有些变化则是国家自己政策的直接结果，因此是内源于国家政策的。此外，其他变化则是内在和外在因素的结合体。比如，由过去的制度发展引发的变化有可能既是他国行动的反映，对此我们研究的国家很难或者几乎根本无法控制，又有可能与它自己过去的行动有关。一个国家越强大，在制度性混合因素中，内在因素的成分越大。

由于安全领域的制度变化主要反映的是国家政策的变化，如前所言，对制度变化的分析应该从研究国际政策的变化来源开始。这样的分析需要延伸到制度的动态研究中：国家政策之间的互动如何通过讨价还价过程产生结果，而这样的结果不一定能从那套政策本身预测得到。

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同的理论方法关注不同的潜在变化来源。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变化是制度变化的关键。制度主义在接受了权力和利益重要性的同时，指出制度形式、制度决定的可选项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采取集体行动的国家实力的制度性影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由多元主义者强调国内政治的作用及其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此外，对观念作用感兴趣的分析者，包括社会建构主义学者在内，强调变化对根本观念以及偏好的影响。本书中，在我们冥思苦想如何理解制度变化这个复杂的问题时，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予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