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舒适度的变化

五、中国舒适度的变化[45]

正如我在前面指出的，东盟地区论坛的参加者从一开始就对如何保持论坛对北京的吸引力极为敏感。因此，在每年的主席声明和《概念文件》中都明确提到建立“舒适步伐”的规范。但是“舒适度”指的是什么？它会怎么变化呢？

舒适度只是指取决于制度化程度的效用分布。也就是说，一个行为体拥有与特定的制度化程度相关的特定的效用分布。[46]不同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效用分布。图10.2代表一个对高制度化程度的价值持有怀疑的国家。图10.3体现的是一个致力于多边主义的激进分子的利益。

对制度化更强烈的接受意愿将通过行为体1的效用曲线变化来表示，该行为体开始不再如以前那么看重无制度化，而比以前更看重制度的存在，朝着与积极分子的曲线更一致的形态发展。在图10.4中，例如，在时间点t的舒适程度将给制度化程度x提供u效用，而u'是与x'对应的。在时间点t+1舒适度的增加会给制度化程度x提供低一级的效用u"，给程度x'提供高一级的效用u‴。[47]

舒适度的变化可以由各种因素引起，比如，有可靠消息指出对制度化的担心原来是言过其实；退出或破坏制度的形象成本增加，因为制度变得在广泛参与者中更具合法性；与其他潜在制度伙伴的认同程度发生变化（由此产生模仿积极分子的愿望）；更多制度化本身就是“好事”这样的说服性信息等。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时间和制度内互动的因变量。

在中国的例子中，中国对低程度制度化的兴趣已经改变，这种变化有可能发生，是因为中国最初对“东盟方式”的制度特征就感到舒适。无制度化的效用下降，而一定程度制度化的效用在增加。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议开始提出时，中国的效用分布基本上是无制度化胜于一定程度的制度化。因此就所有国家愿意接受的效用程度而言，中国与激进国家或其他国家没有共识点——中国愿意接受的制度化程度和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多边主义激进国家想要的制度化程度从来没有重叠过。

努力激励中国接受制度化符合“激进者”的利益，但是激进者基本上不得不暂时接受低程度的制度化（以“东盟方式”定义的东盟地区论坛），即使这样的效用很低。这之所以被接受只是因为它被看作是努力改变中国利益的延伸性策略的一部分。[48]目标是给中国提供一些收益帮助增加它的舒适度。契合点相对稳定，因为如果移向更高程度的制度化，就得不到中国的合作，而如果移向更低程度的制度化，就会引起“激进者”面对中国的反对仍努力推动更高程度的制度化。这会给中国造成形象问题，有可能外溢到其他问题领域（比如，它会证实“中国威胁”；它可能会促进反对中国的抗衡力量聚合，以及其他负面影响）。“激进者”的曲线出现暂时性的“转变”，大致来说，意味着制度化程度较低时存在着更高程度的效用。比如，这可以用来描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认识到，也许当时慢慢来对东盟地区论坛来说更有益。(https://www.daowen.com)

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是，通过东盟地区论坛的互动发生了什么变化。本质上说，中国舒适程度的变化势必带来对正在进行的博弈进行重新定义，中国对结果的排序从明显偏好无制度转向偏好适度的制度化。[49]这个新的偏好是科恩（Cohen）和阿克塞尔罗德（Axelrod）称为“积极性意外”结果的因变量：当行为体预测其行为结果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被有限的信息或者有限的信息加工能力）时，行动可能会导致未曾预期的积极性后果，即对行为的预期效用没有实际效用好。行为体会想要得到或更偏好这个令人意外的结果。这种情况并不只是新信息明确了所进行的游戏性质，而是行为体由此认识到新的结果实际上并不是真正想要的。[50]

1996年，东盟地区论坛的主席声明暗示，论坛的制度性演进实际上是互动改变了中国舒适度的过程：“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次东盟地区论坛上参加者舒适度的增加表明，论坛正在以良好的速度进步。参加者之间已经有了友好和直率的讨论，未来的会议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相应地，这将在今后为就实质性问题达成共识做好铺垫。”[51]中国也似乎同意这样的评价。在1996年第三次东盟地区论坛召开前，中国政府在其发表的声明中，表达了对论坛发展速度的支持：目前的“运行模式和组织形式都运转良好。”[52]

那么东盟地区论坛的进程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对论坛效用的估量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被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的神秘性给掩盖住了，但是它似乎是由两个独立变量决定的。第一是出现了一个小的决策群体，它们逐步对多边主义产生了深度的规范性承诺，因为它对中国和地区安全是“有益的”。我们只有间接的证据。[53]中国的东盟地区论坛政策由外交部亚洲司综合处负责。这个处只有八到十个（超负荷工作的）官员。其中有几人为论坛会议和二轨活动做准备工作。最开始，在论坛的活动中，中国代表不习惯走廊辩论和谈判中的相互迁就。他们是带着警惕来参加讨论的，担心有对敏感的安全或国内政治问题造成冲击的动向。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官员有了在不正式讨论中的经验，熟悉了论坛的互动规范，变得越来越投入、放松和灵活。

最有趣的是他们在适度范围内，对多边主义给予明显的支持，因为它与中国的安全利益相容。一名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和这些外交部官员有过广泛互动，甚至暗示他们的议程是把中国逐步而无害地与地区安全制度连在一起，这样今后中国领导人会受到这些制度的束缚。他们把论坛参与看作一个教育他们自己国家政府的过程。另一个对中国的多边主义有密切观察的人也说，这些个人正在理性地摸索共同或合作安全的各种变化形式。这样的想法注入到至少这个群体的主要渠道可能是在一轨和二轨中的经历，他们从关于多边主义的理论文献中的吸收恐怕不多。加拿大政府决定对这个初期多边主义者群体投资：1997年1月加拿大政府邀请了这个群体的一部分人，以及来自中国学术界和军界的其他一些人，开办了为期两周的关于地区多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讨会项目。中国进一步的制度变化可以提升这个群体对中国东盟地区论坛政策的影响。

有一些有趣的具体证据，表明这些个人把保护论坛政策免受国内政治批评作为自己的义务——这说明他们在东盟地区论坛中的规范性利益在增长。据一名参与论坛外交的加拿大高官透露，参与论坛讨论的中国代表显然没有向北京汇报，其他代表团提到把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作为东盟地区论坛的可能模式。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并不只代表着更具干预性、制约性的机制，它还是一个关于人权的机制。[54]低调处理这个信息对继续得到中国政府对论坛进一步制度化的支持或默许非常重要。其他加拿大外交官也说到，有时外交部的多边主义者会帮助其他国家框定论坛相关活动的提议，使这些提议采取更容易被北京接受的方式。虽然只是传闻，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实地论坛外交中的阻挠或抵制特征已经从保护既定的中国国内“利益”，转向了保护中国的多边外交不遭到潜在的国内反对。我们暂且可以说，这种外交看似更站在制度的立场，而不是更同情那些对多边主义的价值可能持不同观点的中国其他群体。换句话说，它可能反映出已经形成了与制度及其参加者的同心同德。

第二个变量是形象。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对日常政策中不知不觉形成的多边主义至少是愿意默许的，否则中国舒适度的这些具体体现都无法持久。虽然参与论坛决策过程的初期多边主义者看起来是出于规范性原因支持中国继续参与的，对北京的政治领导者来说，他们的默许是因为关注中国的国际形象。随着中国越来越致力于东盟地区论坛的制度性和议程变化，论坛变成了更可靠更合法的地区机制。这意味着退出或破坏制度的代价增加了。低调的、反复的、以共识为基础的互动可以制造一个社会环境，使背叛遭受更严重的谴责代价。中国就面临着发表《国防白皮书》和接受具有潜在干预性的建立信任措施的压力。拒绝的代价是广泛弥漫性的，但是绝对真实。论坛没有制裁或旁支付的能力。别的国家也不能威胁制裁或提供旁支付保持中国继续参与论坛。然而，在对参与1996年武器控制和地区安全问题跨机构决策过程的人员进行的访谈中，受访者或直白或隐讳地透露出，中国的最高领导者对在备受关注的国际制度中显得含糊不清和孤立无援非常敏感。东盟地区论坛作为制度所具有的强制性质，不是具体的物质性成本—收益计算考量，而是杨（Young）所说的弥漫性的“社会耻辱”感所带来的结果。[55]

因此，中国通过东盟地区论坛和其他相关进程对多边主义规范的社会化，有助于解释中国“在实地”过程中以及功能性专家在政策过程中日益增强的舒适度。这种日益增强的舒适度使论坛的结构和议程能够以1993年最初建立时无法接受的方式发展演变，不断获得更高的合法性（许多国家大张旗鼓地要求成为参加者）。这一合法性反过来又增加了退出、阻挠或破坏机制的行为所要付出的规范性代价，以及对中国形象的弥漫性声誉的损害代价。具体而言，中国舒适度的改变使东盟地区论坛的制度和议程得以发生下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