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所有三个衡量指标——对行为体、资源和结果的控制——都表明一个结果：20世纪60年代，北约的权力平衡逐渐从美国转向了欧洲盟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国把其军事实力转换为政治影响，并可以阻挠对其安全利益有害的联盟倡议。北约政策如今取决于联盟内部的讨价还价和共同决定。这种实力、责任、风险、负担以及成本的重新分配使盟国之间的关系得以和平转变。在现实中——虽然不是就正式地位而言——核武器国家和非核国家之间的差异缩小了。
联盟如何应对内部权力平衡的急剧变化呢？联盟机制内部的组织性结构和标准化操作程序对必要的重新调整作出了重大贡献。北约为其成员提供了参与共同军事和政治决策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联盟成员的重大利益就有可能被忽视。在北约官员和总部中的代表机制有利于联盟军事战略和军力部署的调整。在联盟总部任职使个体官员的国家忠诚转变为更复杂的联盟忠诚。冲突是通过北约军事指挥官们的公正建议解决的，这些提议比来自国家政府的建议和要求更具合法性。北约官员致力于集体防务，这也使各国政府更容易说服国内观众接受国家作出的让步，因为这些让步被说成是服务于北约而不是其他成员利益的。北约指挥官们获得的公正性声誉成为改变成员国偏好的重要策略，使其从国家利益转向集体防务利益和国际协议。
联盟机制还通过其他方式降低了成员间的不确定性。盟国可以通过与其他盟国的合作以及北约机制内部的合作树立起积极的声誉。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渗透到国家决策程序中，在盟国之间制造了透明性。各国得以确信没有任何成员会对他国造成威胁，从而消除了单边防范这类意外情况的必要性。信任和确信使得联盟在没有任何成员退出的情况下实现了权力再分配。因为北约机制使核共享安排成为可能，并确保了有核和无核国家之间共同决定集体防务的需要，无核国家克制了发展本国核能力的想法。北约的秩序确立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换系统，超越了各国政府的控制。虽然成员国对资源的控制仍然存有分歧，但是它们因为信息程度趋同而获得了更平等地影响北约进程的机会。
北约机制使成员国得以密切监控其他成员对联盟政策的遵从程度，以及集体防务的实施情况。这样，联盟机制成了实施不可分割性防务原则的手段，这个原则也是联盟建立的基础。对原则实施的制度性支持加强了联盟的凝聚力。北约政策的执行和实施作为标准化操作程序得到了制度性加强，并迫使各国在确定的时间框架内对联盟要求作出回应。各国防务规划程序必须进行调整，以达到北约的最后期限。由此，北约的标准化操作程序迫使各国朝着集体防务目标努力，限定了他们在军事问题上的本国操纵空间。
最重要的是，诸如联盟军力在德国“夹心蛋糕”式的部署、北约核武器使用的协商和决策程序以及北约预警系统这些制度机制使联盟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得以实施。这些机制保证了各国政府对集体防务的承诺是可以实施的，因此也是可信的。各国可以信任它们的盟友。
北约伙伴们选择多边的、合作性的战略而不是单边的、对抗性的战略应对北约内部的动态变化。联盟机制限制了国家的选择，开启了国际性选择的可能性，而如果没有机制，这些选择的可能性或者可行性都会大打折扣。北约机制使成员国得以保持并增强相互的防务承诺，监督遵从情况，交换信息，实施协议，北约也由此保持了它的凝聚力。
[1]本文来源于关于德国、北约和1949—1967年核武器的一项更大规模的研究，该研究以细致的档案和文件考察为基础。由于篇幅限制，我用来阐述基本论点的例子有限。我非常感谢Peter Brecke，Marc Busch，Helga Haftendorn，Gunther Hellmann，Robert Keohane，Robin Moriarty，Dan Reither，Thomas Risse，Celeste Wallander，Reinhard Wolf对先前几个草稿的评论。
[2]McCalla（1996）；Mearsheimer（1990）；Waltz（1993）.
[3]关于这种和平转变的理论性讨论，见Efinger et al.（1990）。
[4]Hellman and Wolf（1993：9）.
[5]Meier-Dornberg（1983，1990）；Mager（1990）；Dockrill（1991）.
[6]Zelikow and Rice（1995）.
[7]Hart（1976）.
[8]关于荷兰的情况，见Megens（1994）。
[9]《核历史研究系列》（n.d.）；Strauß（1989：377）。
[10]Freedman（1989）；Stromseth（1988）；Haftendorn（1996b）；Pedlow［1997］。
[11]我们必须明白，将“蓄意升级”加入北约新防务计划——MC 14/3号文件中（Pedlow［1997］：345-370）是战略变化的一个不充分指标。更重要的是具体的军事安排，即在危机或战争爆发时强制实施这一战略的制度。给德国空军具有核运载能力的飞机分派职责和使命，或者让德国军人参与北约核规划制定，这样的制度使德国和欧洲其他非核国家确信，联盟对自己领土的核保护是对苏联的可信威慑，盟友们会履行它们的核防务承诺。Daa；der（1991）。
[12]其他国家，例如挪威和法国，在1996年后不允许外国军队部署在其领土上。这一事实突出表明了在一个联盟内对领土控制的重要性。
[13]Mellisen（1993）；Nuti（1989，1994）；Mahncke（1972）；Tuschhoff（1990，1994）.
[14]Bartsch and Sauder（1994）；Haftendom and Riecke（1996）。在1990年的2+4条约中，二战获胜国最终放弃了它们的永久占领权利和责任。另见Brand（1993）；Zelikow and Rice（1995）。
[15]Rademacher and Rentmeister（1990）；Gerhold（1992）；Brand（1993）；Zelikow and Rice（1995）.
[16]统一后，德国的武装力量发展了自己的国家指挥和控制体系，与北约的指挥链平行。这是二战后德国武装力量第一次被指派了多边及国家指挥权威，并可以用于北约指挥和控制体系之外。见Young（1996）；Tuschhoff（1993 a and b）。
[17]核历史研究系列（n.d.）。
[18]Haftendom（1996）；Stromseth（1988）。北约发布了其基本战略文件的文本（Pedlow 1997）。更多文件，见核历史研究系列（n.d.）。
[19]Rosenberg（1986）.
[20]Kaufmann（1964）.
[21]Osgood（1962）.
[22]见Baldauf（1984）；另见北约资讯服务（1989：219-226）。关于欧盟的政府间制度如何通过采用所谓的“群体方法”改变了国家偏好，见Lewis（1998）；Hayes-Renshaw and Wallace（1997）。
[23]在各国防务规划和多边防务规划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而加强并强制各国实施对集体防务承诺，这类似于大型现代化公司和其供货商之间的关系。二者的规划体系都以一系列时长不等的周期为基础，可以增加相互可预测性，加强承诺和监控行为。
[24]核历史研究系列（1989/1990a）。
[25]联邦德国利用对军事资源的控制影响北约战略。美国实施“灵活反应”战略的努力失败，是因为欧洲盟国都不愿意单独或集体性大幅增加它们的常规军力，也不愿意脱离有着常规和核职能的北约武装力量（核历史研究系列，n.d.）。欧洲人只同意提高核门槛，但是迫使美国保持并加强了在门槛被跨越时升级为核战争的承诺。
[26]Kelleher（1975）；核历史研究系列（n.d.，1989/1990b）；Strauß（1989：377）。
[27]Tuschhoff（1993b，1994）。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莱姆尼策（Lyman L.Lemnitzer）将军在1961年末评论到：“德国人是此次会议三个重要倡议的发起者。事实上，他们还提议了另一个……我们可以预见德国人会越来越努力，使自己被完全接纳到北约军事活动的所有方面中。”（美国对外关系总目录，1994：351）。
[28]核目标的数量如此之高，摧毁安排如此重复多余，让德国军官很意外。对其中有些目标，北约计划了五个不同的飞行任务。核历史项目（1989/1990b）。
[29]我感谢Ernest May提醒我注意到这一点。
[30]核历史研究系列（n.d.）。北约秘书长德克·斯蒂克（Dirk Stikker）指出，欧洲盟军总司令劳里斯·诺斯塔德将军“被看作一位有着完全独立地位的国际指挥官”（美国对外关系总目录，1994：318）。(https://www.daowen.com)
[31]一个例子就是德克·斯蒂克对华盛顿进行干预，促进美国接受了《雅典行动纲领》（美国对外关系总目录，1994：357-364）。他在一项德国倡议的基础上，提出了1962年1月23日的“控制核武器”提议，后来被称为NDP 62/2。肯尼迪总统通过与斯蒂克交谈，断定“德国人很可能对美国将会在何种情况下决定……使用核武器有着‘自然的关注’”（美国对外关系总目录，1994：363）。斯蒂克在回应总统询问时说，如果能在核决策过程中得到“发言权”，又不会使用它的“退出”选择，德国会很满意。同上。
[32]核历史研究系列（n.d.）。
[33]Baldaf（1984）；另见北约信息服务（1989：219-226）。
[34]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多次将维持和改善延伸威慑的承诺与欧洲盟友提高他们的常规防务实力这一前提联系在一起。比如，1961年5月肯尼迪总统在渥太华发表的演说。见Schwatz（1983：87-89）。
[35]这些努力最初没有成功，新上任的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 Josef Strauß）在1956年10月29日的北约理事会上，被迫承认他没能达到在1958年前建立一支50万人的军队这一目标。向其他盟国公布这一信息并不是北约信息交换体系的要求。施特劳斯重新组织了德国的防务规划系统，以实现本国和北约的目标。后来，联邦德国实现了大部分北约军力目标，并履行了集体防务的承诺，虽然经常错过北约的时间表。（核历史研究系列）。联邦德国由此在华盛顿赢得了美国在欧洲最可靠、最可信赖的盟友的声誉。
[36]盟国解除了对德国军队和国防工业的武器控制限制，但是前提是北约指挥官必须先证实这些措施出于军事需要，而且因为德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友，对其他盟国不会构成威胁。（Rademacher and Rentmeister，1990；Gerhold，1992）。
[37]关于北约制度的制约性及赋权性影响，比如指挥控制系统和预警系统，后面会有详述。
[38]Haftendorn（1996b）.
[39]核历史研究系列（1989/1990b）。
[40]比如，美国政府将增加“中士和潘兴”（Sergeant and Pershing）导弹这样的核运载系统与德国需要“更加努力”地增强其常规防务实力挂钩（核历史研究系列，n.d.）。与美国提出的条件相反，德国政府决定把参与和强化北约的核威慑能力作为首要任务，把加强常规防务被作为次要内容。（Akten，1994：514-515）。然而，虽然德国没有遵守美国的条件，美国从来没有落实将二者强行联系起来的威胁。
[41]见前文“对资源的控制”部分。
[42]核历史研究系列（n.d.）。
[43]核历史研究系列（n.d.）。
[44]对“夹心蛋糕”的进一步解释，见后文中“执行国家承诺”部分。
[45]Meier-Domberg（1983；1990）.
[46]Rademacher and Rentmeister（1990）.
[47]Trebesch（1988）。另见Kelleher（1987）；Carnovale（1993）。
[48]最近一篇报刊文章甚至说，“德国已经对安置在其领土上的美国核武器实行了与美国的实际共同控制。”Craig R.Whitney：“France，Germany to Open Talks on European Nuclear Defense”，《纽约时报》，1997年1月25日。
[49]Daalder（1991：72-79）.
[50]见前文中“交换信息”部分。
[51]“雅典方针”的文本可以在核历史研究系列（n.d.）以及美国对外关系总目录（1994：347，385-393）中找到。
[52]Akten（1995：768，775）；Carstens（1993：255，272）；Osterheld（1992：98-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