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似乎特别喜爱民歌。

据马玉卿、张万禄著《毛泽东革命的道路（一九二一—一九三五）》（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介绍，1929年1月红四军由井冈山向赣南进军途中，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就是由毛泽东用歌谣体写成的，四字一句，四句一段，共23段。这里列举几段为例：“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语言形式通俗明快，生动活泼，能有力地鼓动民众的革命情绪。30年代各苏区传唱革命歌谣之风盛行，以致中共鄂西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地提到，“在工农群众中，最容易发生效力的，是歌谣及一些有韵的文字，因为最适合他们的心理，并且容易记忆”。毛泽东用歌谣体写布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创举。

在艰苦卓绝、震惊世界的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依然诗兴勃发。如1934年至1935年写成的《十六字令》三首中有一首是：“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自注中录民谣一首：“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民歌把山势之险峻描绘得极为生动传神，使人如亲临其境。毛泽东信手拈来，巧妙地化入诗中。可是他没有套用原来的“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却翻造出新的诗句“快马加鞭未下鞍”，既切合当时的战斗情景，又衬托了红军健儿昂首挺进的英雄气概，由此可见诗人摄取民歌的创造性。

据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记载，1953年春毛泽东到南京视察，在游玄武湖时，兴致勃勃地对陈毅说，他刚刚听到一首民谣：“唐宋元明清，匪盗未肃清。国民党当道，特务大横行。有了共产党，镇压反革命。社会大安定，人民享太平。”毛泽东抑扬顿挫地把这首民谣念得特别有韵。陈毅听了颇有感慨地说：“这是群众的心声嘛。”这是一首新编的时政歌谣。时政歌谣往往能迅速反映民众对社会现实的褒贬，为当政者所重视。《汉书·艺文志》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民风，知得失，自考正也。”可见借采风考察社会动态在中国有久远的传统。毛泽东从这首民谣中感受到民众对镇压反革命这一举措的肯定，便不由得喜形于色了。

中国民歌既活在民众口头上，也有许多被前人记录载入典籍。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约有一半采自当时各地民歌。毛泽东很喜爱《诗经》中的古代民歌，据权延赤《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所载，他曾抄写下《诗经》中抒写男女青年约会时焦灼不安心态的一首情歌“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送给身边工作人员中因有事耽误了同男朋友约会的女孩子。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还专门就《诗经》说过一段话：

司马迁对《诗经》品评很高，说诗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

（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心里没有气，他写诗？”》，《瞭望》1991年第36期）

他所举的诗句出自《魏风·伐檀》，民歌作者以愤怒情绪嘲讽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可耻行径，为《诗经》中的名篇。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熟悉《诗经》中的民歌，而且重视从社会政治角度，从表达阶级社会中被压迫民众心声的角度给予历代民歌以积极评价。

毛泽东也让自己的孩子读民歌。据华英《毛泽东的儿女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一书介绍，毛泽东曾于1962年3月写信给儿媳邵华，劝她多读汉乐府民歌中的《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他自己对这首民歌读得非常认真仔细。《上邪》中“山无陵……”以下五句，分别以五种在现实世界根本不可能存在而是用想象构成的奇特景象来寄托主人公对爱情生死不渝的追求，因而显得意境壮阔，感情深沉。毛泽东用1，2，3，4，5的数字将五个句子或五个比喻一一标出，以示心领神会。古代情歌中这种别出心裁的构思，在现代情歌里也不乏其例，安徽就有一首：“长江里面长河藕，风吹石磙满江游，黄鳝长鳞蚊长角，铁树开花郎才丢。”中国民间情歌感情真挚而意境奇妙，又经人们千百年呕心沥血的锤炼而脍炙人口。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类作品的喜爱。

毛泽东也喜爱明清民歌。彭程、王芳著《庐山·1959》（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中，提到毛泽东曾于1959年8月2日“在一封信中抄了一首昔人咏疟疾的诗”，全诗如下：

冷来时，冷得在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在蒸笼上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破，颤时节，颤得牙关挫。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真个是寒来暑往人难过。

其实这不是一首文人诗作，而是一首明代民歌，载于明人李开先编的《一笑散》中。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明清民歌选》甲集（蒲泉、群明编）中就可以看到，字面上和这里引述的小有出入，可能是抄写时的变动。疟疾的明显症状是时冷时热，这首民歌将极冷极热备受折磨的情状抒写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洋溢着诙谐幽默情趣。李开先以“一笑散”为书名，即标志着这部作品的特殊风格。它可以是个人病中自嘲，也可以是嘲讽社会生活中的冷热病。联系到前面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不同时代、不同内容和风格的民歌的喜爱和出色鉴赏力。

由于毛泽东十分熟悉和喜爱民歌，便多次倡导搜集民歌，学习民歌。早在1938年在“鲁艺”作《怎样做艺术家》的报告时，他便说农民“他们不懂胡适的‘八不主义’，但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里让同学搜集歌谣，其中有许多极好的东西”。这里提到的“让同学搜集歌谣”，指的是他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候的事。1958年3月在成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这件事，“希望各地方要注意收集表达广大人民创造热情的民歌”（陈晋：《毛泽东谈文说史·民歌中有许多好诗》，《瞭望》1991年第41期）。根据他的意见，《人民日报》1958年4月14日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的社论，并由采录民歌发展到全面搜集各族的民间文学，对我国民间文学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当时全国各地兴起了创作新民歌的热潮，郭沫若、周扬从“大跃进”新民歌里选编出一本《红旗歌谣》，毛泽东看后认为“水分太多，还是旧的民歌好”。后来他又以其真知灼见分析了用放“诗歌卫星”“人人写诗”的办法来推行民歌运动的弊端。但他仍坚持不懈地提倡民歌以解决新诗出路问题。在和诗人臧克家的谈话中，他提出“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臧克家：《毛泽东同志与诗》，《红旗》1984年第2期）。这一主张在关于新诗形式问题的讨论中为许多人所赞同。随后他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又写道：“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收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毛泽东诗词选·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时间过去了30多年，我国新诗所面临的用吸引大众的民族形式表达时代精神这一重大课题仍没有解决。毛泽东关于新诗应向民歌学习的思想将继续给人们以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