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智人物故事：一个卓然独立的故事类别
湖北机智人物故事的大量发掘，对中国故事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新课题，具有重要价值。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于1980年开始培训民间文学骨干，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传说时，并没有有意识地以何种故事作为重点，完全是从民间文艺生活的实际状况出发，放手让大伙采录，择其善者进行整理加工。涌来的机智人物故事数量这样多，以致在编印故事传说资料集时，不得不把它专门列为一类。后来又单独出了一个机智人物故事集《杜老幺》。这都是出乎意外，非始料所及的。它表明这类故事在实际的民间文艺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而我们的民间文学基本理论著作，却还没有把它的特点及其重要价值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现有的几本民间文学论著，对这类故事的处理，有的归入笑话或笑话里的“民间逸闻”之中；有的归入生活故事里的“劳动阶级人物故事”或“长工和地主故事”，“官和民故事”等等之中，均没有集中加以论述。我以为，从我国民间文学的新发现出发，应在生活故事里，把“机智人物故事”单独作为一类加以处理。
生活故事中的长工故事、巧媳妇故事等，以不相连续的单篇形式存在；如果以某个机智人物为中心，把他的许多斗争事迹贯串起来，变成一种系列故事，就可以作为生活故事中的一个独立类别来看待了。就其中的某些故事以历史人物真实事迹为基础而构成来说，把它们归入历史人物传说也未尝不可。在历史人物传说和机智人物故事之间，很难划出一道截然异质的界限。但民间口头文学家已把这些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泛化”成为一类特殊典型，打扮成人们所喜爱、所期望的机智人物了，其内容和形式均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传说故事的特点。把它们另作一类故事来处理，似乎更符合它在民众文艺生活中的实际位置，也有利于人们对它的美学特征和社会价值进行深入的探讨。这种由传说向故事转化的现象我们在各族民间文学中常常会遇到，并不稀罕，不过在我们研究的这类故事中表现得更为普遍和突出就是了。
机智人物故事不但可以作为民间故事的一个类别卓然独立，它的繁荣，还应看作是中国故事文学在近代获得新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
湖北民间流传的故事，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幻想性的童话，二是历史性的传说，三是包括机智人物故事在内的各种喜剧性的生活趣事。前两类作品产生在比较古老的年代，为人们所世代传承。机智人物故事则大量涌现于封建社会没落解体的近现代。
机智人物故事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将杰出人物的勇武有力予以夸张或神化而构成的传奇性故事，代表着口头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颂扬杰出人物的智慧，编织新的传奇，则是故事创作上伴随人类文明的进展而发生的一个新的转折。那么，中国的机智人物故事究竟发端于何时呢？我以为可以追溯到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政治与学术流派的人物才智迸发的春秋战国时期，晏子就是当时一位著名的机智人物。《晏子春秋》一书所载的几篇“晏子使楚”的故事，完全可以进入我们所说的“机智人物故事”之列。请看《晏子使楚楚为小门晏子称使狗国者入狗门》这一篇：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临淄三百闾，张袂成荫，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子何为使乎？”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15]
楚人见晏子形体短小，欲加羞辱，结果晏子以巧妙的答对给予还击，反使楚王陷入难堪境地，自讨没趣。它已具备了后世机智人物故事的基本特征和魅力。据今天的学者考证，《晏子春秋》一书可能是齐亡于秦之后，淳于越之类的齐人在秦国编写的，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了。书中关于晏子的事迹，一方面来自古书里的零星记载，另一方面来自民间流传的故事[16]。以上几则晏子使楚的故事，显然来自民间，是艺术虚构而非历史记载。所以它们又以大同小异的文字，载于《韩诗外传》《说苑》等古籍中。有趣的是晏子的一系列故事中以他出使楚国，用唇枪舌剑反击楚王企图羞辱他的几场斗争最为精彩动人。几场智斗都是由楚王挑起的，想必在当时的楚国，有一种以自己的丰富智慧来愚弄讥笑他人的风气，而这又是同楚文化的发达分不开的。此外，晏子故事中的《景公问天下有极大极细晏子对》[17]，它的基本情节又被句道兴本《搜神记》中《田章》一篇的作者所借用，以表现“天女之子”田章的“聪明广识，甚事皆知”。这位田章实际上也是一千多年前民间文学中的一位机智人物。总之，就汉族情况而论，机智人物故事古已有之，并不是近现代才突然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
然而机智人物故事以新的姿态大量涌现，盛传于城乡人们的口头，则同近现代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密切关联着。
首先，这些故事具有浓厚的喜剧性，由此透出鲜明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告诉我们，旧世界历史的最后形式是喜剧。旧事物的残余在历史进程中已暴露出它内在的虚伪、丑恶、腐朽，丧失了它合理存在的现实根据。可是它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还要装模作样地表演，在觉醒的人们的心目中，便显得十分荒唐和滑稽可笑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冲突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农民革命运动的沉重打击下，在以儒学异端出现的民主主义启蒙思潮的强大冲击下，封建主义的旧秩序和旧传统丧失了它往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地位。如同一些封建卫道士所惊叹的，“世道不古，人心浇漓，礼教不能劝化，刑罚不能禁止”[18]。酷虐的地主被长工的有力报复所压倒而无可奈何，县太爷同乡村小民打官司输得威风扫地，黄泥巴腿子的才智盖过了舞文弄墨的秀才、举人，和尚、道士装神弄鬼的把戏被人们揭穿大出洋相。这形形色色的喜剧，莫不是从当时的实际生活中吸取来的。在封建统治者深感痛心疾首的世道中，正蕴含着足以使被压迫民众开心的丰富笑料。这样的历史文化发展，必然要在民间文艺中得到反映，促使故事文学推陈出新，造成喜剧口头文学作品的繁荣。关于悲喜剧的特征，鲁迅做过最简明有力的概括，他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9]。笑话是喜剧艺术的一种，由作者直接出面将反面人物假恶丑的嘴脸撕破给人看，造成以滑稽可笑的形式嘲讽邪恶势力的喜剧效果。但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还希望将“卑贱者最聪明”和“高贵者最愚蠢”进行鲜明对比，希望由自己喜爱的正面人物出场撕破敌人可憎可笑的面孔，以表现出在阶级斗争中劳动人民优势的增长。于是机智人物故事繁荣兴盛起来。它以下层社会的普通人物为主角，让他们用意想不到的锐利眼光洞察旧时代趋于没落的人情世态，并将敌对势力假恶丑的面孔撕破给人看而造成喜剧效果。广大民众以欣赏这类喜剧艺术为乐事，并积极参与这类口头文学的创作，由此获得愉悦身心、振奋精神的美的享受。因此，包括机智人物故事在内的各种喜剧性口头文学作品的盛行，正是人们在爽朗笑声中和旧时代诀别的表示。被压迫民众在口头文学中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同支撑旧世界的种种角色进行较量，使对方计穷力竭，威风扫地，而自己则扬眉吐气。这不是颠倒的历史又由劳动人民自己再颠倒过来的一种象征性的反映吗？因此机智人物故事这种体裁虽渊源久远，但作为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却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新旧时代交替时得到发展的，有着鲜明时代特征。
其次，从它的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化中反映出人们智慧的高度发展。如果说，从斗力为主转向斗智为主，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从以自己的智慧应付紧迫的生存斗争，发展到用溢出的智慧浇灌文学的花朵，则意味着社会文化发展到了又一个新阶段。远帆的《喜剧中的智慧》[20]一文的内容，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颇有启发。他写道：
它们并不是人类智慧的主干，而只是这个智慧之树上的一个旁枝。它们主要只是人类智慧中具有奇巧特点的那一部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它们是人类生活和精神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一种标志。它们那种极端的奇特巧妙，那种汪洋恣肆，说明人们的智慧已经成熟到那种得心应手，运用自如的程度，以致它们可以超越一般的常规，而以一种似乎是全无规则的、违反常规的、极端“自由”的形式表现出来；说明人们的智慧已经丰满到那样一种程度，即在它们应付生存斗争的必须外，还有某种“余力”，以致它们有时看起来像是某种智慧的“游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人类智慧的某种“溢出”，——所谓“才智横溢”的“溢”。
“才智横溢”这一特点，在湖北机智人物故事中表现得格外突出。主人公们的机智不仅表现在和压迫者及其帮凶的较量中，还溢向广泛的日常生活领域；这些斗争有时是为了争取生存的权益，但在更多情况下，并不具有上述实际意义，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才智的优越，从精神上压倒对方。即斗争的胜利具有象征性，有些类似于“智力竞赛游戏”。劳动者智慧的积累如同江河奔泻，因而不得不以极其多样化的奇妙方式表达出来；精巧的谎言、别出心裁的诗对、精彩纷呈的智斗故事即由此而生。在中国人民智慧之树上生长出来的这一艺术花朵，无疑是经过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期培育，直到近现代才竞相怒放，蔚为壮观的。
在湖北农村，过去还广泛流行着宣讲“善书”的文艺活动。它以写实手法和说唱结合的形式，广泛反映近现代社会生活中善良与邪恶势力的斗争，表达劝善惩恶的主题。借因果报应造成大团圆结局，却掩盖不住斗争中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和机智人物故事的艺术风格迥然有别。“善书”也是旧时农村具有较大影响的一种故事文学形式。但它因具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便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趋向衰落了。从这一对比中，更可以看出机智人物故事的旺盛生命力。
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间文艺学，须牢固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土壤上，十分重视对中国所特有的民间文学现象的考察研究，从中引申出理论来。中国近代历史所孕育的机智人物故事如此发达，其影响如此巨大，这一突出现象实在值得我们中国的民间文艺学家们加以重视，进行认真探讨！
【注释】
[1]本文于1984年6月在中国机智人物故事学术研讨会（咸宁）首次发表并载入《笑的艺术——中国机智人物故事论文集》，广西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2]《徐文长故事》第一、三集，上海经纬书店发行。
[3]《徐文长故事》第一、三集，上海经纬书店发行。
[4]《徐文长的故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5]《河南民间文学》第4辑（1982年10月）。
[6]《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第44集，第293页。
[7]《贵州各民族机智人物故事选》，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等1982年编印，第43页。
[8]《山茶》1983年第4期。
[9]《艾苏和艾西的故事》，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0]《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440页。
[11]出自《亚洲民间故事》，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
[12]戈宝权：《从朱哈、纳斯列丁到阿凡提》，见《朱哈趣闻轶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13]《杜老幺》，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
[14]参见王作栋：《机智人物故事〈杜老幺〉的传承人及其传承特点》，《湖北省民间文学论文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1983年编印。
[15]《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9页。
[16]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
[17]《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14页。
[18]见清乾隆年间刊印的《太上感应篇注讲证案汇编》。
[19]见鲁迅：《坟·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20]《文艺研究》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