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斗鼠记》与日本的《弃老山》[1]
我在1981年第2期《民间文学》上发表的《略谈中日民间故事的交流》一文中，提到日本民间故事《弃老山》系源于汉译佛经《杂宝藏经》卷一之《弃老国缘》。当时尚未发现中国民间有这类传说故事流传。1981年下半年，鄂西北武当山下十堰市一位热心搜集民间文学的文化工作者一楠，从当地郊区两位农民黄金道、全廷秀口中，记录了一篇《斗鼠记》，略加整理，刊登在《东风文艺》1982年第2期上。随后又编入十堰市民间故事集《千鸟袍》中。《斗鼠记》的大意是：在现今十堰市所在的古均州这个地方，古时某王公立了一个规矩：“老人无用”，凡是上了六十岁的老人，就要送进山上的“自死窑”里，让他们活活冻饿而死。这习俗一代代往下传，没有人敢违抗。有一年，“外国黄毛子”送来一只像黄牛那么大的犀鼠，要同这个国家斗鼠。如斗败了，就得向它称臣纳贡。王公放出凶猛的老虎，也被犀鼠斗败，全国上下焦急不安。这时，有个农民杨三，不忍心让老父在“自死窑”里受罪，每天偷偷给他送饭供养。谈及斗鼠事，老人便告诉他：找十只十多斤重的猫，关在一个笼子里，不给食吃，令其互相吞噬，留下最强的那只体重刚好达到十三斤半的猫，就可斗败犀鼠。农民报告王公，照此办理，果然斗败犀鼠，保持了国威。王公奖赏农民，他说出真相，王公由此认识到“老人是个宝”，便下令废除了弃老人于“自死窑”的习俗。
这个传说所反映的弃老习俗，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年底，在一次民间文学活动中，我提及《斗鼠记》，又引得两位热心人士讲述了他们家乡的同类故事。湖北黄陂的黄安心说他小时候也听过这个故事。古时皇上规定，老人到60岁就要自己死掉，不死就得被活埋。一位大臣把老父偷偷养在家里。后外国进贡一物，体大如牛，形态似鼠，满朝文武不识，有辱国体。老人告诉儿子识别此物的方法。大臣找了一只八斤重的大猫置袖内，上朝时，捏猫卵，猫大声叫唤，此物即惊恐万状，威风尽失，于是断定为鼠，维护了国家的尊严。皇帝得知原委，深感老人有用，下令废除了“弃老”的恶俗。
家住山西晋城的马希良老人，说他小时候听到的传说是：古时把上了年纪的老人送进地洞，不准在家供养。这时发生了外国进贡老鼠的事。有一位大臣偷偷把年迈父亲养在家里，老父听说此事后告诉他一种斗败老鼠的方法。他找了一只尾巴上有黑白相间九节花纹的狸猫置袖内上朝，捏一捏，狸猫就叫唤一声，敌国送来的大老鼠听了就吓得缩小一点；捏九下，叫九声，大老鼠吓成了小老鼠，再放出猫来，一口就把它吞吃了。最后也是皇帝由此看到了老人的丰富智慧，下令把弃老的习俗废止了。据他说，这一传说广泛流行在晋东南、晋西南一带。
过去是不是有这样的老鼠，猫和老鼠是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过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必去认真考究，这些具体情节显然出自艺术虚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反映了在丧葬习俗方面的一场重要变革。土葬、火葬、水葬，是人们所熟悉的。藏族的天葬（鸟葬），东北鄂伦春、鄂温克族的风葬（将尸体搁置树上），以及南方一些古代民族的悬棺葬，近年也有人作了介绍和研究。而斗鼠故事所反映的这种把老人弃置山野，令其自毙的习俗，在我国似乎还没有为学术界所提及。在其他国家则早已见之于文字记载。《杂宝藏经》中的《弃老国缘》，表明在古印度有过这种“驱弃老人”的习俗。玄奘取经归来撰述的《大唐西域记》中，介绍印度的丧葬习俗时说：“送终殡葬，其仪有三：一曰火葬，积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漂散。三曰野葬，弃林饲兽。”我疑心这野葬的对象，就是属于“驱弃”之列的到了一定年纪的老人。“弃老”和“野葬”恐怕是一回事。日本的《弃老山》，是说在萨摩国（今鹿儿岛县），古时有一个野蛮的规矩：但凡父母到了60岁，就得由他们的儿子或孙儿带到山上去扔掉。要是不遗弃，侯爷就会处以重刑。这是我从坪田让治编的《日本民间故事》中看到的。这个故事的一种异文《年高智不衰》（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亚非民间故事》），则说弃老的习俗是“西纳罗公国的大公”规定下来的。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为驱弃对象。可见它在日本具有一定普遍性。现在，斗鼠故事的发现，说明中国古代也流行过这种野蛮习俗。这些传说的内容并不像童话故事那样出自想象，它是保存在口头文学中对过去社会历史的记忆，既有艺术虚构成分，也包含着实在的因素。“自死窑”就是一个一个的石洞，其遗址至今尚存。口头传说与实物相印证，更有力地证实了“弃老”习俗的存在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民间传说中，都把这种野蛮习俗的形成，说成是某个残暴统治者制定的法律，这不过反映了后世人们对这种习俗的憎恶情绪罢了。实际上它是世代相传的习俗，归根结底是由古代极低下的生产水平所决定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为求得自己的生存，需作极艰苦的努力。近年发现的一位傣族诗人写于三百六十多年前的《论傣族诗歌》，引述古代传说和史诗，回顾傣族先民住在北方“冷森林”的情形说，那时“天下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就是寒冷和饥饿”，“整天为着填饱肚子而奔波”，“十人一个洞，九人一个穴，天黑睡一处，天亮去觅食，见到食物就争抢，有时也殴斗，斗后不记仇，仍住一洞里”；“寒冬，大人小孩集聚在山洞里，老人饿着肚皮，小孩哭着要吃奶，野果已被摘完，野菜已被埋在地里，人类已无法生存，只好等着饿死冷死”[2]。在此情况下，只好弃老于野，把丧失劳动能力，无法养活自己的老人送进“自死窑”或驱赶到“遥远的荒岛上去”，令其自毙。这当然是很残酷野蛮的习俗，可是比起在此以前那种动物般的弱肉强食，以同类的尸体作为食物（在布依族的传说故事里就提到，当时有杀老人分吃人肉的习惯，后来有人想出用“砍牛”来代替杀父母，兴起“砍牛会”，才废除此野蛮习俗[3]），又是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跨进了一大步。当时并不认为这是有悖情理的事。经过了若干年，由于社会生产力和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有了供养丧失生产劳动能力的老人的足够食物，人们产生了孝养父母的观念，驱弃老人便日益显出它野蛮残酷的性质了。同时，由于社会的发展，知识和经验逐渐汇集在老人身上，体力衰败，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能以其丰富的智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于是出现了由“老人无用”到“老人是个宝”的社会意识的转变。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古老传说，都是一致地以老人出主意克服危难，战胜敌国，来表达“年高智不衰”“老人有用”的主题，使弃老于野的陈规陋习得以改变。具体情节虽出自虚构，就其实质而言，是对一场社会习俗大变革的真实反映，也是人类文明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生动写照。民间传说不着重叙说老人被驱弃于山野荒岛的悲惨情景，却以赞颂老人的智慧为中心来编织富有传奇性的故事，追述社会习俗的变革，把孝养父母的道德伦理观点传给后人。这体现了民间文学面向未来，富于积极进取精神和教育价值的特征。
丧葬习俗是社会文化的标志之一，历来为历史学家们所重视。斗鼠故事给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湖北黄陂曾发掘出商代“盘龙城”的遗址，把当地的“弃老”习俗和殷商文化结合起来考察，是很有意义的。我国一些历史著作谈到古代墓葬，往往只注意到它所反映的奴隶社会的阶级压迫情况，把“被捆着双手活埋”“挨饿受冻、饥肠辘辘而死”的尸骨，均断定为“这些人无疑都是当时毫无任何社会地位的奴隶”[4]。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对象中，是否还有按照古代“弃老”习俗，驱弃于山野地穴、强令自毙的死者。这个问题，颇值得治古史的学者注意并予以探究。
现在让我们回到中日民间故事的联系上来。印度的《弃老国》，日本的《弃老山》，中国的《斗鼠记》，其情节结构的相似，现在看来，主要是由这些国家步入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后，共同经历了废除“弃老”习俗这一社会变革的反映。在彼此近似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的土壤上，是会生长出姿态相近的故事之花的。这些故事以口头和书面方式流传时，是否有过互相影响的情况呢？我以为也是有的。日本《弃老山》中关于分辨两条蛇和两块木头的雌雄这两个情节，同汉译佛经中《弃老国缘》所讲的一模一样；又日本《年高智不衰》中做灰绳子的情节，在中国苗族《阿秀王》（《阿秀王》，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的传说中也有。另外两个情节，将丝线穿过宝石的弯曲小孔和分辨外形一致的母马子马，则出自中国关于文成公主进藏的古老传说。藏王松赞干布派遣一位聪明能干的大臣噶尔来长安求婚，唐王“五试婚使”，其中有两试就是将丝线穿过九曲明珠和辨认一百匹马的母子关系。但以上这些来自印度、中国古代民间故事中的具体情节，在日本故事中都只是作为一个“部件”借用，以象征手法来赞颂老人的智慧。就整个传说而言，其内容是和当地实际存在的习俗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人们被这一巨大变革所激起的强烈情绪的反映。这样，我原来把日本的《弃老山》完全看作是源于汉译佛经的故事，就不够确切了。
中国的“弃老”习俗流行于什么时代？日本的“弃老”习俗，与中国古代的同一习俗有没有什么联系？《斗鼠记》的整理者把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说成是春秋战国时期，因地方志对这个地方的历史，最远也就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为止了。作为下限，大概是可以的。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节丧》写道：“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不仅要生养死葬，还要葬在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如此讲究葬仪，显然已是废止“弃老”习俗之后许多代了。又，在周代文化中，敬畏鬼神，“对民有利益的人和物，才被尊敬为神”，其中有一类是自然物，上至日月星辰，“下至猫”（能食田鼠）[5]。中国几个地方关于废除“弃老”习俗的传说，都是以猫鼠相斗为中心来展开叙述，看来与上述古老观念的流行也有关联。至于“弃老”习俗之形成，则只能上推到远古的原始社会了。近年有一些学者认为，“日本人史前时代的祖先，曾在中国大陆东海沿岸居住”[6]。这一推断如能成立，他们是否把中国大陆上古的丧葬习俗带到了日本呢？这些问题都不禁使人浮想联翩。但这已超出本文的范围，只好提出来请历史学家们作解答了。
【注释】
[1]原载《民间文学》1982年第4期。
[2]《论傣族诗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98、99页。
[3]天鹰：《中国民间故事初探》，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86页。
[4]《夏代文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
[5]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93页。
[6]《“神武天皇=徐福”之谜》，徐秉洁摘译，《读者文摘》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