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黑暗传》的发现，在中国神话学和楚文化的研究上都颇有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1.它表明在汉族地区也有神话史诗一类作品在民间口头流传。
中国古籍中所载的汉族神话材料比较零碎，所以学术界长期流行着“中国神话不发达”的片面性观念。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发掘出了一系列神话史诗（或称创世史诗、原始性史诗）。如苗族的《金银歌》《古枫歌》《蝴蝶歌》和《洪水滔天》，瑶族的《密洛陀》，彝族的《梅葛》，彝族阿细人的《阿细的先基》，纳西族的《创世纪》，白族的《开天辟地》，壮族的《布伯》，拉祜族的《牡帕密帕》，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等。过去人们认为在汉族地区，已经没有远古神话，更没有神话史诗在民间口头流传。神农架《黑暗传》的发现，便填补了这一空白，以新的事实丰富了人们对中国神话、中国民间文学的认识。
《黑暗传》按照过去的断代习惯，系统地歌唱古人古事。在原来的四部中，就有三部是以远古神话传说为内容。从篇名《黑暗传》及篇中“《黑暗传》，第一传，盘古开砍无人烟”来看，也可看出这部分内容在全诗中所占的突出地位。其性质和兄弟民族的“创世纪”是完全一致的。它所透示出来的南方各兄弟民族之间在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令人极感兴趣。李子贤发表的《略论南方少数民族原始性史诗发达的历史根源》一文[3]，告诉我们，在南方30多个少数民族中间，都有被人们称为“古歌”的原始性史诗流传，它和我国北方许多民族中间广泛流行的以战争为题材的英雄史诗，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该文对造成这种特殊文化现象的社会历史根源作了很好的说明。《黑暗传》的发现，表明这种文化现象已延伸到了汉族地区。而在鄂西，其根底可能更为深厚。这类作品表现了南方民族对世界和人类起源那种寻根究底的丰富想象和探索精神；还寄托了人们对祖先的深沉怀念和敬仰。但人们着力歌颂的并不是这些先辈东征西讨的赫赫战功，而是他们在洪荒时代和奇险山川间艰难创造的功业。它们是这里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友好合作，共同开发南方蛮荒疆域的写照。作为世代相传的艺术珍品，又深刻有力地影响着各族人民的心理，促进着南方广大地区的民族团结和进步稳定。在对南方各族民间文学和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中，《黑暗传》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2.《黑暗传》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古神话，提供了这些神话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
除了盘古神话之外，《黑暗传》中还叙述了好些著名的古神话。其中关于伏羲女娲的神话就很珍贵：
七月七日夜，人民尽淹绝。只有女娲伏羲兄妹二人在萌蒿，天下无主无人苗。伏羲问妹道：“我俩配夫妻，重把世界造。”女娲听了心大怒，说出难题有三条。须弥山上去焚香，香烟果然合拢了。女娲藏到须弥山，伏羲到处找不到。有一金龟道人说：“你妹在松梅树下躲。”……
后来兄妹终于婚配，生下一个肉袋。袋中有50对男女，传下后代，于是形成百家姓。现在，关于伏羲女娲兄妹成婚之说，已经不算新奇了。但关于这两个神话人物是否既是兄妹，又是夫妇，长期是神话学中的一个悬案，闻一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写成的《伏羲考》中就指出，古代文献中虽有他们为兄妹或夫妇之说，可是“文献中关于二人的记载，说他们是夫妇的，也从未同时说是兄妹，所以二人究竟是兄妹，或是夫妇，在旧式学者的观念里，还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直到最近，人类学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在许多边疆和邻近民族的传说中，伏羲女娲原是兄妹为夫妇的一对人类的始祖，于是上面所谓可以争辩的问题，才因根本失却争辩价值而告解决了”[4]。《黑暗传》中的上述内容，给这个古神话提供了又一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作品。由于它在一两百年前就已汇入这部长诗，其文献价值比一般口头传说更宝贵。
《黑暗传》中关于颛顼的神话也颇为生动。《搜神记》中载：“昔颛顼氏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疟鬼；一居若水，为魍魉鬼；一居人宫室，善惊人小儿，为小儿鬼。于是正岁，命方相氏帅肆傩以驱疫鬼。”这一传说被多种古籍所转述。《黑暗传》中的颛项一节，即演此事然而又有丰富发展：
颛顼高阳把位登，多有鬼怪乱乾坤。东村有个小儿鬼，家家户户要乳吞，东村人人用棍打，打得骨碎丢江心。次日黑夜又来到，扰得东村不安宁。将一大树挖空了，放在空树里面存。铜钉钉得不透风，又将酒饭来祭奠，又绑大石丢江心。西村又出一女鬼，领了八十余鬼魂闹西村，西村有一大空树，女鬼空树躲其身。忽见一人骑甲马，身穿黄衣腰带弓，一步要走二十丈，走路如同在腾云，空树之中捉妖精。
古时多鬼，是楚地流行的古老神话传说。而捉鬼情景的描述，则反映了后世人们同疾病和自然灾害作斗争时的力量与智慧的增长。令人感兴趣的是，这里讲到了鼓的起源。鼓是一种神奇的乐器，起源很早，在黄帝与蚩尤进行的涿鹿大战中，就出现了“以像雷霆”的鼓声。鼓在古时的作用之一为“以祀鬼神”。《黑暗传》中说颛顼时代人们捉鬼，把这些疫鬼放在空树筒里，再蒙上皮革，用钉钉紧，即成为鼓的起源。这一传说自然是出自虚构，却说明鼓的产生同祭祀鬼神有关，同人们企图借助于鼓声来征服原始时代与人为敌的邪恶自然力有关，这就给民俗学研究提供了一件有意义的材料。
关于神农的神话传说，《黑暗传》中的记叙也十分可贵。神农架这个地名，据说由神农氏到此搭架采药而得名。当地人们在口头上盛传“神农疗病尝百草，为民除病费精神”的业绩，也就不足为奇了。《淮南子》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黑暗传》由此敷衍出一段生动故事：
七十二毒神，布下瘟疫阵，神农尝草遇毒药，腹中疼痛不安宁，急速尝服解毒药。七十二毒神，商议要逃生：“神农判出我姓名，快快逃进深山林。”至今良药平地广，毒药平地果然稀。
把今天药材的生长分布情况，用七十二毒神逃避神农的古代神话传说来解释，富有民间口头文学的情趣。
《黑暗传》中叙述的有关神话的独特形态，同它的创作构成密切关联着。一般民间神话史诗，多是演绎当地人们口头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黑暗传》中的内容，却和中国汉文典籍上的记载那么接近，将当地的口头传说材料和文献记载融会在一起，既有文献依据，又有口头文学特色和乡土风味。看来有不少粗通古典文献、熟悉通俗小说的乡村知识分子参加了这些歌本的编写和传抄，那些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歌师们在演唱时又有所丰富。以书面形式传播的历史文学读物和世代相传的民间口头文学的奇特融合，使神农架地区的《黑暗传》和其他民间长诗，具有格外丰富的内容和与众不同的风格，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的一个特殊品种。
3.《黑暗传》中的神话传说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
《黑暗传》能把一些古老而奇特的神话传说保存下来，同神农架地区的特殊自然与社会条件是分不开的。神农架地区包括原来属于兴山、巴东、房县的高山边沿地带。这里山峦起伏、地形复杂，交通闭塞，过去同外界长期隔绝，处于封闭状态。而在古代，这里属于楚文化的发源地，其文化发展在南方曾遥遥领先。屈原的故乡秭归，就在神农架脚下。楚立国伊始的都城丹阳，也有学者认定在秭归。这里的古代文化，曾孕育光耀千古的《楚辞》。后来在文化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相融合，具备了新的特质，而在包括神农架地区在内的鄂西一带，却还保留着楚文化的许多古老成分。考古工作者据考古发现指出，商周时期“在汉水以东的江汉平原地区，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加强的趋势……与此相反，由于历史条件，乃至地理环境的不同，在汉水以西的鄂西地区，土著文化却得到了保存，并以其自身的明显特点逐渐发展起来……这种土著文化承续和发展的结果，就成为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楚文化的直接源头之一”[5]。这一文化特色，自商周时期一直延续下来，甚至在今天，依然可以在鄂西的民间文艺、民间习俗信仰中，找到一些痕迹。《黑暗传》就是一个实例。
关于颛顼时代多鬼的记述，便具有楚文化特征。楚俗“信鬼而好祀”，前人已有定论。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内棺漆画上，有驱鬼的方相氏及神兽，更以实物印证了秦汉古籍上关于楚人“信巫鬼，重淫祀”等记载的可靠性。近年有一些学者探究楚俗尚鬼的成因，认为这种习俗除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巫术迷信之外，可能还同楚人因处于蛮荒之地，把“野人”等类人动物当作鬼物有关，我以为颇有道理。而颛顼这个人物，曾被学者称为“荆楚民族所崇奉的皇天上帝”[6]，屈原也自称是颛顼高阳氏的后代。因此《黑暗传》中关于颛顼的这一节，把人们同鬼物的斗争叙述得那么具体生动，应是从鄂西地区保存的古老神话传说脱胎而来，同楚文化有着直接联系。
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黑暗传》中的盘古神话同楚文化的联系。这个神话的突出特征是以昆仑为背景。在创作、信仰这个神话的人们看来，中国西北的昆仑山乃是“天心地胆”之所在，因此昆仑山的血水流入东海孕育出的盘古，身上便聚会着“天精地灵”，不同凡俗了。既然昆仑乃天地之中心，他当然只有到昆仑山下去完成那开天辟地的伟业。昆仑的形象，不独见于《黑暗传》，仅在已编印的《神农架民间歌谣集》里就多次出现。《歌师唱歌我来解》中，唱天河里的铁牛，说它“吃了昆仑山上的草不长，喝断长江的水不流”；《棋子歌》里说：“棋子本是沉香木，昆仑山上长成树”；《秤杆歌》中说：“秤杆本是茶条树，昆仑山上长，昆仑山上出”；《一步唱进歌场中》说：“昔日昆仑山一座，老君山前支锅炉”，等等。这里的人们对昆仑的形象是这样熟悉，又是这样亲切，只要提到古人古事，就会搬出昆仑来，把它作为古老、崇高、神奇的形象，从不同艺术角度运用于民间口头文学中。这种“特异现象”源于何处？追根溯源，只有屈原的《楚辞》和被许多学者认定为楚人所作的《山海经》中，才赋予昆仑以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姿态。昆仑形象最早见于《山海经》，为“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神异非凡，景象壮观。《楚辞》中也有几次提到昆仑，如《离骚》中的“遭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河伯》中的“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天问》中的“昆仑悬圃，其居安在？”还有些地方，字面上虽没提到昆仑，实际上所咏的是昆仑地区的神话传说。《楚辞》中的昆仑和《山海经》中的昆仑含义完全一致，只是《楚辞》不过借昆仑形象以咏怀，因而保存了昆仑神话材料，并非神话的直接传承就是了。神农架地区流传至今的《黑暗传》及其他民间文学作品中的昆仑形象，和《山海经》《楚辞》中的昆仑形象的一致性，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只能说前者是后者的遗响，它们是深深植根于这一地区的楚文化源远流长的表现。
就神话形态来说，它们属于中国古代两个著名神话系统的融合。我国著名学者顾颉刚曾发表过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的融合》[7]。他认为：“昆仑的神话发源于西部高原地区，它那神奇瑰丽的故事，流传到东方以后，又跟苍莽窈冥的大海这一自然条件结合起来，在燕、吴、齐、越沿海地区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此后，这两大神话系统各自在流传中发展，到了战国中后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统一的神话世界。”昆仑神话于战国时期传入楚国，因“这时的楚国疆域，已发展到古代盛产黄金的四川丽水地区，和羌、戎的接触也很频繁，并在云南的楚雄、四川的荥经先后设置官吏，经管黄金的开采和东运，因而昆仑的神话也随着黄金的不断运往郢都而在楚国广泛传播。”屈原《离骚》《河伯》《天问》三篇里昆仑形象的出现，就是昆仑神话传入楚国的明证。至于在昆仑神话之后形成的蓬莱神话之被楚文化所吸收，顾文认为是在秦将白起拔郢，楚迁于陈，及又徙寿春之后。“从此，《楚辞》家抒写情怀，总把昆仑、蓬莱两区的文化合并在腕下”，两大神话系统的形象便融合在楚文化之中了。《黑暗传》以昆仑为天下之中心来构造盘古形象，所受昆仑神话影响自不消说，从它讲的昆仑山五龙的血水“一齐流到海洋内，聚会天精与地灵”来看，它的神话观念又是在两大神话系统融合之后的果实了。《郧阳府志》称当地“民多秦音，俗好楚歌”，过去就已有人注意到了这一地区民间文学所受楚文化的深刻影响，《黑暗传》不过是其中突出一例罢了。
飞腾的想象，大胆的探索，贯穿在《楚辞》中的这种浪漫主义精神，也可以在《黑暗传》中发现它的余韵。这些歌师们不但就前人著述中已有的神话寻根究底，追索盘古的出生，日月的由来，还就盘古之前宇宙间的种种奥秘探奇发微，如就中国上古神话中只闪现过一下身影的“混沌”发问：“仁兄提出混沌祖，我将混沌问根古，不知记得熟不熟？什么是混沌父，什么是混沌母，混沌出世那时候，还有什么在里头？”由此使人不禁联想起屈原的《天问》来。屈原不是就传说中混沌初开的情景，追问过“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吗？听了女娲造人的故事不满足，不是还要问一个“女娲有体，孰匠制之”吗？一般学者都认为《天问》是屈原个人怀疑精神的表现，读过《黑暗传》等民间文学作品之后，我怀疑《天问》这类体裁，很可能本来就是楚地民间诗歌的一种；神农架地区和南方一些地区的“盘歌”，就是它的余韵。它是由楚国人民天马行空式的精神生活所生发出来的文学奇葩，不一定为屈原个人所首创。
《黑暗传》的神话传说被染上了某些道教文化色彩，因而它与道教的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道家崇敬昆仑，对昆仑形象之普及于民间是有作用的。太白金星本来是道家信仰的玉皇大帝手下的著名星官，却走到了盘古的身边。指点伏羲寻找女娲的本是乌龟，长诗中却成了“金龟道人”。那座山原是无名的，现在却给加上了道家传说中“须弥山”的名字。这些地方，都留有道教文化的烙印。但道教文化中的昆仑等神幻形象，却又从中国古代民族神话的宝库中取来。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和南方民间的原始信仰，和《庄子》《楚辞》中的思想观念本来就有深刻的渊源关系，它实际上是楚文化的一个侧面。道家出于对神奇事物的追求，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代神话方面，作出了世所公认的积极贡献。道教文化同民间文艺的复杂关系，可以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几个字来形容。《黑暗传》的神话传说尽管在某些方面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浸染，却仍保持了它作为古老民间创作的古朴风貌。我们不能因它表面上具有一些道教色彩，而抹杀它同神农架地区固有的荆楚文化传统的联系。
最后还要说一点，关于盘古神话的来源，学者们做过许多考证，近年陶立璠在《试论盘古神话》[8]一文中，认定“盘古神话是瑶族先民的神话”，文中做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论证。《黑暗传》的发现，使我们感到对这个结论有了更正或补充的必要。盘古神话之书面记载，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吴人徐整的《三五历记》和《五运历年记》。最近我浏览宋代张君房所辑的一部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在卷三《天尊老君名号历劫经略》中就多次见到盘古的名字，先有一盘古真人“成天立地，化造万物”；过了许多年之后，在伏羲氏之前，又出来一个神人氏，“其状神异，若盘古真人，而亦号盘古。”“以己形状类象，分别天地日月星辰阴阳……”这部道书虽把盘古列入道家神仙谱系，却仍然保持着古神话中以盘古为创世之祖的基本面貌，显然源于民间。《黑暗传》有的本子中，将创世过程按上中下之盘古来叙述，可能同道家对这类神话的传播有关。它同当地固有的文化因子相结合，经人们的不断创造，盘古形象就变得更为丰满了。《黑暗传》中的盘古神话，由于它形态完整，流行在神农架这样一个保存着许多古老神奇文化因子的特殊地区，又同古老的楚文化有着联系，在学术研究上应受到人们的重视。
今天的苗族、瑶族和居住在鄂西一带的古代楚族后裔的汉族，共同传诵着盘古神话，这正是他们在历史上有着亲密关系而留下的文化遗迹。说盘古神话是瑶族先民所创是不错的，如果说它是几个民族的先民所共创，也许更符合实际。
【注释】
[1]原载《民间文学》1962年第3期。
[2]本文于1984年7月首次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后在《江汉论坛》1984年第12期刊出。长诗《黑暗传》于2007年经评审列入湖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3]《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1期。
[4]闻一多：《神话与诗》，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5]王劲：《对商周时期文化的几点认识》，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6]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版，第311页。
[7]《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
[8]《山茶》，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