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苑春花长相忆[1]
华中师大校报举办“岁月如歌”征文，已经刊出了许多篇内容精彩的文章，勾勒起我自己对50多年来在桂子山校园生活往事的种种回忆。现在只讲大学毕业前夕所经历的“向科学进军”那一段日子的难忘记忆，也就是桂子山学苑里的一朵浪花吧。
在新中国历史上，1956年是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全国上下奋发有为、意气风发的一个年头。我是1953年由洪湖师范学校选送至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攻读的，刚上学住武昌昙华林，两年后就搬到桂子山新校舍里来了。上大学本来就是年轻人的美梦，恰逢1956年，党和政府又向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庄严号召，在这一浪潮中，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李希凡和蓝翎向研究《红楼梦》的学术权威挑战，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壮族学生韦其麟发表载誉全国的长诗《百鸟衣》，报刊上对这些同辈人的热情鼓吹，如同声声战鼓在广大青年学生心头敲响。为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华师中文系高年级学生纷纷建立各门学科的“课外学习小组”，同学们在按教学计划学好各门功课的前提下，各自选择喜爱的一门课，在有关教师辅导下自学钻研，以求拔尖。这些课外学习小组的积极分子，大都成了四五十年之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或其他高校任教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等等，对人才培养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早就对民间口头文学有着浓厚兴趣，便以刚刚从北京师范大学钟敬文先生门下进修归来的何奇雄作为辅导老师，如痴如醉地埋头钻研起民间文学来。这一年试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谈民间讽刺故事》，8000字，竟然发表在当时中南地区的大型文艺刊物《长江文艺》1956年第6期上，随后又被长江文艺出版社选编在新中国第一本《儿童文学论文选》中广泛发行。这一年春季，著名作家姚雪垠受系主任王凤先生聘请，来华师中文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专题，我作为中文系学生会学习部长，担任联络员，在接待过程中就这篇论文的写作向他请教，他热心指点，提供了元杂剧中吸取民间讽刺故事素材的宝贵事例。我还写了一篇5000字论文《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郎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投寄给当时全国唯一的民间文学刊物《民间文学》编辑部，出人意料地在该刊第11期以显要地位发表出来，《编后记》还特地指出：“我们十分欢迎这样比较简短、切实，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的文章。”
在文章刊出之前，主办这个刊物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有关同志专门给我来信告知此事，信中写道：
我们十分希望你能常写一些这样的针对实际问题而发的文章。你想全面地对民间文学作专题研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样的研究需要多花一点时间，才会有成绩，要真正对丰富的材料深入、反复地考察分析，对有关的各个问题都考虑周到，方能得到比较科学的、概括的结论；否则，很容易流于空泛。我们觉得你是有敏锐的头脑的，文字也较活泼生动，建议你一方面做那样全面性的专题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体系；一方面多涉及民间文学范围内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写一些带批评性的文章，这样是对于读者有好处的。（1956年11月6日）
这封来信密密麻麻写满了两页纸，既有热情鼓励，又有坦诚告诫。这些杂志的编辑实际上也是我专业上的启蒙老师。
我的对手李岳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编辑，关于《牛郎织女》的这篇评论发表后，很快引起热烈反响，有的学人赞成，有的反对，《民间文学》杂志接着便就此展开了关于怎样从事口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大讨论。我强调“慎重”对待的意见被多数人认可，后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制订的工作方针中有“忠实记录，慎重整理”这一条，可能就吸取了这次讨论中的合理意见。由于我的名字和在华师中文系大三时发表的这篇文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后来我就把它作为我这一辈子跨进民间文艺这块学术园地辛勤耕耘的起点了。
这篇出于中国大学生之手的学术文章还引发出一系列趣事。首先是它受到国际学界关注。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李福清（B.Riftin）居然也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和相关讨论，他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撰写的一篇长文《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中，专就此事写了一段话，对我的成果表示支持：
《民间文学》杂志展开了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的整理问题的讨论（刘守华的文章和李岳南的答辩）。争论主要是关于故事主人公的心理描写特点。刘守华认为故事中没有什么心理描写，李岳南不同意，举了许多例子，特别是古代民间作品的例子来给读者证实他与刘的相反意见。不过，我们很难赞同李岳南的意见，因为民间创作（特别是故事）里，这样一些特点（指心理描写特点）是并不突出的。
可惜他是用俄文写成的文章，发表在《苏联民族学》1960年第1期上，当时我还蒙在鼓里，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李福清成为著名汉学家，足迹遍及全球之时，我们才建立起直接联系。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八九十年代，这位李福清博士和我有了亲密而频繁的来往。当他的第一本中文书《中国神话故事论集》问世，立即从莫斯科托友人给我捎来一本。我在中国撰文给以评论推荐，他不赞同我的某些论点，我们在通信中进行磋商，后来经他提议，作为讨论学术的公开信在刊物上发表。他应聘到台湾的几所高校讲授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学，并赴欧美访问，还作为戈尔巴乔夫的随员参加苏共中央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经常给我赠书和交流学术信息；我邀请他来华中师大讲学，帮他搜集有关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资料。当苏联解体，他正处于困境之时，我帮助他在中国发表文章，所得经费全部用于购买图书和稿纸。这种深厚情谊其实都源于大学时代的那段文字之交。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恢复统一编印全国中小学教材，在中学语文课本中，又选进了《牛郎织女》那一篇。课本编者告诉我，那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于20世纪50年代专门约请著名作家和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改编的，我那篇文章所批评的课文原来就出自叶老之手！事隔30年，怎样看待这件事？我向全国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组表示，我当时强调对民间传说故事的文字写定要采取慎重态度，以便充分保持民间口头文学的朴野风貌，从学理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有关作者对民间文学素材的处理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类型，有的是科学记录，有的可作适当整理，还有的是改编或再创作。就中小学语文课本而言，选编慎重整理、忠实于原作口头文学风貌的故事传说和经过作家较大幅度加工改编的作品，各有其不同作用与价值。我那篇论文把“整理编写”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给予一律要求，在科学性方面论述是不够周密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专门写文章申明此事，以最后了结这场笔墨官司。随后我与对手李岳南先生取得了谅解，我们之间的友好交往至今犹存。
由于上面说的在“向科学进军”时就确定了自己的专业方向，因此1957年毕业时就留校从事民间文学教学与研究直至现在。而且我的学习研究一直以民间散文叙事为中心，于八九十年代接连出版了《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比较故事学》《中国民间故事史》等10多种论著，它们都可以看作是自己在这条道路上拾起的几个接力棒。
1956年在华师中文系大学毕业时的许多情景，在记忆中已逐渐淡化，然而“向科学进军”这件事却难以忘怀。除1956年发表的几篇文稿之外，还留下一首毕业歌，刊于1956年6月编印的《师院歌声》第3期上，歌名是《为祖国献出青春》，署名为“中文系刘守华词，音乐系邱刚强曲”。现摘录歌词如下：
我们是未来的灵魂工程师，我们是人民教师的后备军，掌握着祖国的未来，抚育着孩子的心灵。我们的生活道路宽广又美丽，我们的任务艰巨又光荣；让我们记住“三好”的号召，向科学堡垒进军！我们时刻准备着，为祖国献出青春！
我们两人同属大三，均于1957年毕业。邱刚强后来成了著名作曲家，在湖北教育学院音乐系任教授，现已退休。大学毕业前后我们曾联手作过几首歌曲，而留下最深印象的却是这首毕业歌，它抒写了20世纪50年代桂子山学子的心声，在过了约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重新聆听温习依然倍感亲切！
【注释】
[1]原载《岁月如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