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故事》经典文选的当代魅力
笔者数十年投身于中国民间文学主要是民间故事的研究，先后发表过400多篇文章，出版过十几本论著，其间也陆续选编过十几本故事集走向书市，并于2004年同日本、韩国的学者合作，编选了《中国·韩国·日本民间故事集》在东京出版，其中精选中国民间故事7篇。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写作序言：“希望这套书在亚洲儿童的心上架起巨大的桥梁。”[14]笔者又合作精选了《中国民间故事》[15]，被纳入教育部统编语文教科书指定阅读书系。这套书系按年级排定，其中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小学三年级），袁珂编写的《中国古代神话》（小学四年级），以及《一千零一夜》《列那狐的故事》和《中国民间故事》（小学五年级）。作为通俗文学读物推出的民间故事小册子遍及书市，而受到社会关注的民间故事选本并不多见，因此寻求中国《格林童话》的呼声甚高。这部以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专业长期致力于民间故事研究所积累的丰厚成果为基石而精选的《中国民间故事》，以鲜明的中华民族的口头叙事艺术特色引人注目。
《中国民间故事》按广义民间故事的范围来选材，含神话、传说、幻想故事（民间童话）、生活故事等体裁，来自多个民族的代表性文本；从盘古开天地、禹王治水到神鱼送屈原、鲁班修赵州桥，从藏族的阿初王子寻找青稞种子到白族杜朝选下洱海斩杀妖蟒及维吾尔族阿凡提智斗国王，虽只有30篇故事却触及大千世界，贯通古今。故事在妙趣横生的叙说中激浊扬清，启人心智；许多篇目以神仙宝物、精灵魔怪构成超人世界来吸引读者，这些角色、母题往往同民间的古老习俗、信仰有关，却已经历史地演进为曲折表达民族美好意愿的诗学手段。
这个选本中的许多故事，只能说是从中华民族故事海中撷取的几朵浪花，但其绚丽多彩已给我们留下鲜明印象。下面我们以几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来鉴赏其艺术品格。
先以来自河北的《赵州桥》[16]为例。这是一篇叙说赵州桥这一著名景观的民间故事。赵州桥本为隋代工匠李春主持兴建，作品中不但传为鲁班所建造，而且驰骋童话体裁的奇妙构想，说它是鲁班、鲁姜兄妹打赌，用一夜时间造成。打赌比试手艺高下，洋溢着乡村儿童情趣。而发端却是出于他们在洨河渡口急人所难对乡亲的关怀，故事叙说中以鲁班驱赶羊群化作石料的壮观情景来突显其神奇技艺，又引出八仙中的张果老、铁拐李车载日月及四大名山来试行并引发险情，使情节跌宕起伏；在叙说这些古人古事之时，讲述者灵活穿插当地一些保留至今的遗俗，如说小姑娘常从石桥雕花中取花样绣花，使之生动活泼亲切可信。最后用当地流行的“小放牛”中的几句唱词来结尾，显得韵味绵长。鲁班传说本属中国盛传的名篇佳作，这篇出自工匠之口又经著名作家汪曾祺写定的《赵州桥》，将依附实有景观的传说体裁和童话的奇妙幻想相融合，在活泼诙谐情趣中叙说宏大工程建设，融虚实古今为一体，不论其主题、人物和叙事艺术，均深具魅力与价值，完全可列入中国文学经典宝库。
再如出自湖北伍家沟故事村的《梁山伯与祝英台》[17]，本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四大传说之一，但是由山村故事家葛朝宝讲述、经文化馆干部李征康写定的这篇梁祝故事却别具风采。它以封建礼教严酷统治下的旧时乡村为背景，一对少男少女结伴去远方求学，不但日间同桌攻书，夜里还共睡一铺，却纯真无邪。只是师娘见到英台的裹脚布得知真相，在先生面前巧妙掩饰才未生风波，纯真而又亲密的同学、师生情谊沁人心脾。“十八相送”时，英台送山伯返家，情不自禁地用一连串妙语暗示自己的女儿身份，并以给小妹提亲的曲折方式来表露爱情，山伯却木然不觉，既表现出他书呆子的愚痴，又从另一面显出他的憨厚可爱。故事以山伯病逝、英台跳坟的大悲剧结束，却把深沉情感化作震撼人心的余波：英台下轿拜坟时，头一拜，天上起乌云；第二拜，地上刮怪风；第三拜，在“轰隆隆”一阵炸雷过后，山伯坟墓闪开一道裂缝，于是英台冷不防跳进墓中，而马秀才则在无限怨愤中变成了扒在坟头的蚂蚁虫。
在梁祝故事的多种异文中，梁祝死后化蝶双飞也是广为传诵的。伍家沟故事却另生一说，到梁祝下一辈子，他俩变成《兰桥会》中的魏奎元和蓝玉莲，因相爱受阻双双投水自尽。再到第三辈子，他俩又化身成为《玉堂春》中的王三公子（王金龙）和妓女玉堂春，历经重重磨难之后终获大团圆。这是民间受佛教轮回再生之说影响的结果。将不同年代爱情悲剧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串接起来，附会成“三世姻缘”，从而更深沉有力地表达出讲述人对婚恋中忠贞不渝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怜与赞许。
中国民间文学并非单纯的口头语言艺术，在创作和传承中，常常表现出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作家文学“三位一体”、彼此融会的特色，饱含深厚的文化底蕴。伍家沟村的许多故事都有这样的特色与魅力。因此我们提倡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宏大背景进行诗学解读。这篇梁祝故事虽以才子佳人的婚恋为主旨，其艺术构思却别出心裁。在封建礼教严酷统治下，大姑娘只身出远门攻读诗书，能否保持贞洁是深受社会关注的大节，因此本故事以“红绫压猪槽”开篇，即祝英台嫂嫂以迷信习俗将红绫埋入地下是否霉变来测试贞洁，由此也显示出英台的坚毅开朗。在叙说梁祝同桌攻读且同睡一铺时，英台以“扣子钉了两百多”，不便脱衣裤和衣而睡来搪塞山伯，点染两人一智一呆的可爱形象；又插入师娘明知英台女儿身份却巧妙掩饰，将师生情谊洋溢于生动叙说之中。此后的“十八相送”，巧女和憨包的对答调笑情趣丰满，接下来的山伯情死和英台哭坟却又情节急转、震撼人心，并以“三世姻缘”的神奇结局留下绵长余韵。讲述者葛朝宝本人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民间艺人，他口述的这篇梁祝故事，充分显示出他将说唱和戏曲中那些精彩片段融会于故事讲述之中的出色艺术才能。梁祝婚恋故事经岁月的淘洗早已褪去耀眼光彩，伍家沟故事中的这一篇，至今读起来依然透出雅俗共赏的刚健清新之美。
在这部《中国民间故事》选本中，我们还选取了一些出自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宝库之作，如新疆哈萨克族的一篇生活故事《同路青年》[18]。它讲的是一位老人在归家途中和一个小青年结伴同行，面对旅途的寂寞、口渴和炎热，小青年提出种种建议意图改善旅途艰辛，却被老人斥之为荒唐行径一一予以拒绝。归家后谈及此事，不料女儿却反过来予以肯定赞赏。如荒凉寂寞的路程是否可以缩短，女儿讲：“您为什么不给他讲故事呢？要是一边讲故事，一边走路的话，路虽然长，不是不知不觉地就缩短了吗？”再如青年人见路上有人抬着死尸，他问老人这人是全死了呢，还是只死了一半？女儿讲，这问的其实是打听死人有没有后代，有后代就只死了一半。还有年轻人问老人路旁绿油油的麦苗被人吃光没有？女儿说，他问的其实是这块田是不是穷人租种的麦地。“活的岁数大，不一定知道的多，走的地方多，才知道的多”。由此交往，这对聪明的年轻人后来便结成了一对令人称羡的伴侣。旅途中的随意对话，乍听之下似觉荒唐，实则饱含智慧；一对聪明可爱的小青年，经由智慧的碰撞而萌生爱意最终结成美满夫妻。虽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却智慧洋溢，富有魅力。哈萨克族民间故事常于情节构造上闪耀智慧光彩，由此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本书中我们还选编了云南白族的《蝴蝶泉》[19]。五颜六色的蝴蝶在龙潭水面彼此衔接飞舞，本是云南的一项自然景观，常使人惊叹称奇，本篇却借此道出了一则英雄传奇。它讲述的是古代的一位猎人杜朝选，下洱海去同妖蟒苦斗，斩杀妖蟒为民除害后，却不愿同主动以身相许来报恩的两位美女成亲，于是女子饮恨投身龙潭，猎人接着也投潭相报，随后变成三只彩蝶，在此结伴飘飞，后来又引来众多五颜六色的蝴蝶定期来龙潭飞舞不息，构成一道美丽而又深含悲壮意韵的奇特景观，使人惊叹称绝。云南白族盛行本主信仰，许多地方将历史上那些有着盖世功业的人奉为本主而加以尊崇信仰，猎人杜朝选就是周城这个地方的本主。《蝴蝶泉》本是一则风物传说，人们将这一则叙说自然奇观的故事吸纳进本主信仰传说之中。在故事家的叙说中，英雄为民除害的壮烈和美女报恩投海的深情融为一体，眼前彩蝶纷飞的奇景和古代英雄的壮举交相辉映，使这篇白族故事脍炙人口世代相传。这里还要特地声明，本篇故事是由云南白族山村的瑞青老妈妈口述，经李大钊同志的长女李星华（1911—1979）于1956年赴云南采风时采录整理写定的。李星华将多篇故事辑为《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于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广受好评，值得我们列入中华文学经典予以珍视。
在中国浩瀚无涯的故事海中，以上所述只不过是几朵浪花。面对这笔宝贵财富，怎样选取那些既有奇巧意趣读来津津有味，而又蕴含良知美德有益于少年儿童身心的文本，成为编辑者反复琢磨的课题。现已成书的这本故事选集实则难以尽如人意，今后还大有文章可做。
这里还须特别指出，许多年来，由于人们在学理上对民间文学创作与传承的集体性的误解，从而导致对相关口头传承人的个性特征、个人创造性的漠视，以致许多“不识字的小说家”的姓名在出版物中均被湮没。《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这部大书的编纂，坚持民间文学作品采录写定的科学性，将所有文本的讲述者、采录者，乃至采录的时间、地点均翔实列出，受到学界一致好评。我们在编选这套故事书时，按照《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的规范，一一注明故事口述者及采录者（或搜集整理者）的姓名。这些讲述人，已有相当数量在国家实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被列入国家非遗传承人名录，受到前所未有的保护与尊重。因而这不只是编排体例的变更，也透视出社会对这些民族、民间文化传承者的礼敬。
在反复阅读体味这些优美故事时，笔者不得不为创造传承它们的那些故事家的才能所折服。正如笔者在《中国民间童话概说》中所惊叹的：
人们编织故事的材料都是取自日常生活里极普通平凡的事物，它们就在孩子们的周围，可是经说故事的人加以夸张渲染，就在眼前呈现出一个闪耀着奇光异彩，隐藏着无穷奥秘的童话世界，简直是点石成金！[20]
不久前，《光明日报》刊出黄永林教授评议笔者几十年研究中国民间故事学术历程的长文，以《刘守华：把中国民间故事“点石成金”》为题[21]，文章标题正是取意于此。然而，这真正的点石成金者并非我们这些学人，而是置身于乡野泥土间的故事家，即鲁迅所称道的“不识字的小说家”。
笔者撰写过一系列关于民间故事的评论文章，或做思想文化价值评估，或做母题、类型解析，或做传承、传播脉络的搜寻，均有所涉猎。而对故事艺术世界的探求，却是笔者一直努力以赴的重点。近年有学人称之为“故事诗学”。五四以来新兴的民间文艺学，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代民间文艺学的蓬勃发展，多学科方法的运用乃潮流所向。可是作为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组成部分的民间口头语言叙事之作，只从人类学、民俗学等视角上来审视其价值，显然是难见其真谛与精神文化价值的。由此笔者倡言应将民间故事等口头语言叙事之作纳入中国文学大宝库之内，给予诗学解读，赋予它们以文学经典的适当位置，使之光辉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