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
1.跨国跨民族比较
比较方法可以广泛而灵活地运用在各类民间文学的研究上，参照比较文学的学科规范，作为比较民间文艺学，其研究重点应定位为对民间文学作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
比较文学的传统含义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文学比较。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提出，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多民族国家中间，“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别不下于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因此，在中国和印度，民族文学之间是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比较研究的”[8]。现在世界上的国家，有的由单一民族构成，有的由多民族构成。在前一种情况下，跨国和跨民族研究是一致的；在后一种情况下，跨国研究包容不了跨民族研究。因此有必要在比较文学和比较民间文艺学中，把跨民族研究明确地提出来。
关于跨国研究，以日本伊藤清司的《日中两国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为例[9]，他在论文中对流行于中国、日本、朝鲜三国口头文学中的《狗耕田》故事作了精细比较，认为这个故事是由狗在农耕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神话中分离出来，然后演变成为劝善惩恶型的幻想故事的。它源于中国，故事情节及其内涵在三国大体一致。因三国的社会制度及有关习俗不同，而呈现大同小异的形态。中国的《狗耕田》故事由兄弟分家讲起，因中国从汉代起，就实行兄弟均分遗产制；可是长子常利用自己的特权欺负年幼的弟弟，造成纠纷。故事中弟弟只分得一只狗的情节即由此而来。朝鲜故事中的狗则是从父亲墓后走出来的。朝鲜十分重视孝道。先获得一定比例遗产、承担了祭祀祖先义务的长子不去祭祀，一只神奇的狗便从墓后走出来给精心扫墓、极尽孝心的弟弟带来种种好处。日本中世纪以后，父母遗产大多由长子单独继承，次男以下一般在长子手下劳动。所以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狗耕田》故事，兄弟分家的情节便逐渐消亡了。那只神奇的狗来自海上，这反映了日本作为岛国对大海彼岸的憧憬。在这项研究中，伊藤清司以开阔的文化视野，揭示了《狗耕田》故事的异同之处及其构成奥秘，并由此展现出三国历史文化的风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民间文学作跨民族比较有着广阔的天地和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试举一例。云南有关学人于1960年编撰第一部《白族文学史》时，曾将《黄氏女对金刚经》这部民间叙事长诗作为白族口头文学代表作来看待，并断定它为白族聚居的云南剑川地区的产物，形成于当地佛教鼎盛的元明清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经有关学人用比较研究眼光加以考察，发现在明代著名长篇小说《金瓶梅》第70回中，就载有尼姑被邀请到居民家中宣讲《黄氏女》宝卷情节。至今在川鄂一带的汉族地区流行的善书《女转男身》，所叙说的就是《黄氏女对金刚经》的故事。在湖南汉瑶杂处地区发现的“女书”中，有一部长篇唱本《王氏女》，也由上述故事构成，只不过“黄氏”在口头传承中讹成“王氏”，在情节细节上小有差异罢了。由此可以断定，它原是渊源于唐宋时期的变文、宝卷，是曾流行于南方许多地区的一部佛教通俗文学作品。白族唱本只不过是它的多种民族异文之一[10]。可见只有通过跨民族比较，才能对各个民族在口头文学领域的独特创造以及文化上的相互关联给予科学阐释。
人们在比较研究中发现，在地球村许多国家、民族居住的广大区域之内流行的神话、故事，在主题、情节上大同小异的现象十分普遍。除对其异同之点进行精细比较外，更以浓厚的兴趣追溯它的成因。这成为比较研究的主要内容。苏联《大百科全书》概述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情况：
世界各民族口头民间创作的作品，虽然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但其中许多主题、形象甚至情节是彼此雷同的。例如欧洲各民族童话的情节，约三分之二与其他民族的童话相重合。这种情况的产生，或是因为起自同一本源，或是因为文化上的交互作用，或是因为在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土壤上产生了雷同的现象。[11]
人们曾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同源”说和“同境”说，同源即它们出自同一本源；同境即由于人们所处的境遇相同、心理状态一致导致故事情节的不谋而合。深入考察其成因，区分为三种情况较为合适，即同出一源、交流影响和不谋而合。前两种情况表明相类似的作品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后一种情况难以找到彼此间存在的这种直接联系，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平行类同，例如在原始宗教信仰和古代神话中遍及全球的对太阳的崇拜，就是基于全人类普遍感受到太阳的恩惠，不谋而合所构成的意象。对文化事象由表及里的这种研究，揭示出人类文化构成演变的规律，给人以有益启示。
2.跨学科比较
最常见的是将宗教、民俗和民间文学进行比较。这几种民间文化事象各有其特质，考察它们的异同之处及其联系，属于跨学科比较，也是跨文化比较的一种形式。
民间传承的神话、传说、故事，常从人们的宗教生活中吸取素材，将宗教文化中的正反面人物形象纳入自己的艺术世界，两者互相渗透、彼此融合，甚至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这种密切联系显而易见。但作为世俗文化的民间口头文学，又表现出和宗教文化截然不同乃至鲜明对立的特质。美籍华人学者丁乃通，读到湖北省大冶市的许多篇土地菩萨故事之后，被它们丰富的人情味所深深吸引，认为“土地神显然是农民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在关于他的故事中常常表现出农民阶级的思想感情”[12]。这些土地神的形象和纯粹宗教信仰中的偶像相比，已是形似而神离，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还有另一种情况，民间文学中有歌颂玉皇大帝、张天师等为民消灾赐福的传说，表现出和尊崇这些偶像的民间信仰相一致的倾向；同时人们也编了不少故事，来抨击他们昏庸霸道、祸害百姓的行为，把他们作为现实社会中邪恶势力的代表，由此流露出怀疑和叛离宗教信仰的倾向。我们不必讳言宗教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但又要看到民间世俗文化对宗教因素的改造与背离，不应被其某些表层色彩所迷惑而将它们混同一体。刘守华所著《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系统阐述道教信仰和民间口头文学之间的复杂联系，成为这个领域引人注目的一项学术成果。
关于就民俗和民间文学这两个领域所作的跨学科研究，万建中的《解读禁忌——中国神话、传说和故事中的禁忌主题》（商务印书馆2001年）是一项出色成果。例如，作者将民间叙事中的禁忌主题，划分为完全式禁忌主题、非完全式禁忌主题和故事外的禁忌主题三种情况。完全式禁忌主题，指的是故事中的禁忌情节和民间的禁忌习俗相一致，它们起着强化现实禁忌的作用；非完全化禁忌主题，指的是人们所叙述的禁忌只是古代某种禁忌习俗的遗留（如对某些动植物的图腾崇拜）；故事外的禁忌主题，则是指先有故事叙述，然后才在民间由附会而生成相关的禁忌民俗。可见故事叙述和真正的禁忌民俗同样存在着既一致又不一致的情况，随着人类不断文明与进步，口头文学禁忌的叙说已从禳灾避祸的准宗教信仰中分离出来，进入艺术文化层面，获得了新的意义。
跨学科研究，能够在比较对照中，更好地揭示出相关文化事象的不同特点，又从其相互关联中探求文化演进的轨迹，是一个亟待大力开拓的新领域。
在通常情况下，文学研究的对象是那些各自独立的单篇文本。对口头传承、富于变异性的民间文学作品而言，学人的研究对象常常是拥有若干篇异文的类型，而又以解析类型中所含的母题为重点。这样，比较研究也就不是单篇文本的情节、主题、人物的比较，而是就类型、母题所作的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了。如刘守华对AT461“求好运”这个故事类型的研究，贯通其中的核心母题是对“命运”的探求。它在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如希腊悲剧）中的表现，是命运的力量无法抗拒；西方近现代流行的这类故事，也仍有命运之神对穷孩子一生境遇的安排无法用人力改变的叙说；中国的《八代穷》《问活佛》等篇目，却突出地表现了穷孩子离开家乡，偏要改变自家“穷八代”的命运，最后终于如愿以偿的积极进取精神。由此使中国故事的思想艺术闪现异彩[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