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现在的民间文艺工作，和四十多年前延安时代相比，无疑有了巨大的进展。为了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方向，我们应继续坚持在《讲话》精神指导下，重视民间文艺，努力学习民间文艺的好传统、好风气，使我国各族人民千百年来直接参与创造的这一部分宝贵精神财富，对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建设能给予有益的滋养。为此，就必须认真解决在今天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民间文芝是一种具有多方面价值的特殊的文艺。《讲话》发表的当时，只是从发展革命文艺角度来强调学习与借鉴民间文艺，未涉及民间文艺的广泛的学术价值及民间文艺学本身的建设，这是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的结果。我们今天在有了发展民间的文艺学的需要和可能的情况下，自应全面推进发掘、利用、学习、研究民间文艺的事业。我国目前已开始重视利用已发掘出来的民族民间文学材料，进行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它们在这些方面的宝贵价值，深深地吸引着许多学术工作者，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民间文艺首先是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而存在的，我们在重视其学术价值的同时，决不应忽视对其文艺价值的研究和利用，而这恰巧是我国目前民间文艺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文艺界，特别是在青年文艺工作者中间，存在着轻视民族民间文学传统的倾向。这一方面是由于轻视劳动人民及其艺术创作的剥削阶级偏见，在中国社会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同时也和我们对此所作的研究不够深入，所作的宣传不够广泛，以致人们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有关。
有人认为，民间文艺都是比较古老的，甚至是原始的，因而也是艺术上比较低级的东西，其命运只能被现代文艺潮流所抛弃。这种认识当然是很片面的。民间口头文学并不像某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断言的，只是一种“文化沉积物”。在许多民间文学作品中，诚然以古朴形式保存着很古老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有关习俗、信仰等，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宝库。但民间文艺又总是紧密伴随劳动人民前进的历史，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演进。它是生长在人民生活这棵常青树上的永不枯萎的花朵。正因为具有这样的特点，它才能在旧文学衰颓时，不断供给它以新的生命和养料，促使它发生新的转变，并且给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学以宝贵启示。
以新诗形式问题为例，文艺界过去曾多次展开讨论。何其芳认为一般五七言民歌体都是以一个字或三个字收尾。这是它们在形式上的一个突出特征。现代汉语的发展趋势是双音节以及多音节的词语逐渐增多，这就造成了它反映现代生活的局限性。他主张打破这种单字尾或三字尾的结构，建立一种每行顿数整齐（不求字数一律），基本上以两个字来收尾的新格律诗[14]。现在，这种更接近人们口语，以双音节词收尾，以顿数的整齐对称来构成朗朗上口的诗歌节奏的新格律体或半自由体，已普遍流行开来。这个事实表明何其芳的主张是符合诗歌艺术发展客观规律的真知灼见。但他所说的民歌体的局限性，实际上只存在于五七言民歌体之中，并非所有的民歌都是如此。我国各兄弟民族和各地区的民间诗歌，种类繁多，各具特色。陕北的信天游，内蒙古的爬山调，西北各民族的花儿，藏族的鲁体，都不追求字句结构的一律化，而是以行与行、节与节之间结构同音律的对称来造成优美和谐的节奏感，于变化中表现出统一的风格，是一种适应现代口语特点，利于表现现代生活，既灵活自由又具有诗歌艺术动人节奏韵律的体裁。特别是花儿中的“河湟花儿”，单字尾与双字尾相间，早已构成严谨的格律。如“千万朵牡丹一条根，根儿深，牡丹花开的好看：各族人民一条心，把祖国，建设成千层的牡丹”。诗人们所探求的双字尾，几个世纪之前就已进入民歌格律之中（花儿的形成，可上溯到明代）。难怪研究者说这种现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了。它生动地表明民间诗歌形式具有随社会生活和语言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旺盛生命力。随着我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对各族民间诗歌宝藏的进一步发掘，其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面貌，将大大超出人们的估计。创造社会主义新诗歌，在吸取民间诗歌的形式和养料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又如，有些人一方面鄙薄本国的民族民间文艺，而对外国文艺却又盲目崇拜，把吸取外国文艺优良成果和继承民族民间文艺传统对立起来。他们不懂得吸取人民智慧成果进行自己的创造，乃是中外古今一切杰出文艺家取得成功的重要奥秘之一。高尔基曾说：“口头创作对于书面文学的影响是特别重大和无可争论的。”“文艺作品在形式上、情节上和教训意义方面对民间口头创作的从属关系，是完全毋庸怀疑的，是大可注意的。”[15]欧洲文学史上的事例，我们只需举出写进《大英百科全书》中的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在欧洲中世纪通向文艺复兴时代，民间文学在作家的作品中日益重要，以致有时很难在它们之间划一道明确的界线。”现在也仍然可以找到一系列这样的事例。一九八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其代表作《百年孤独》，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方法写成。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就是将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生活和来自印第安、阿拉伯民间创作中的鬼魂、飞毯、炼金术等神奇虚幻的形象交织起来进行描写，构成一幅幅虚实交错的画面，以实现其“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创作意图。这不是民间文艺给予巨大影响于外国现代文艺创作的明证么！
因而，学习借鉴外国文学的优良成果同继承本民族民间文艺传统并非如同某些人所以为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极端，有时候倒是殊途同归。近年发表的老诗人卞之琳的《今日新诗面临的艺术问题》[16]一文，就说到一些花儿民歌里结尾“放了”“唱了”“亮了”“上了”互押，连带语气词“了”，押韵方式就是西方诗歌里所谓的“阴韵”。而四行花儿中一三行的“泉水浇”和“汗水浇”互押，二四行“嫩哩”和“俊哩”互押，一三行押一韵，二四行押另一韵，这正是西方诗歌里常用的“交叉韵”。“土生土长的事物不巧跟外国事物相似”，这是多么发人深思的现象！
还有人误以为，学习民间文学就是简单袭用民歌体、故事体，把民间文学的现成样式搬到新文学领域中来，因而将学习民间文学同提倡社会主义文艺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对立起来。诚然，在过去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中。出现过企图以民歌体来统一诗坛的简单化的“左”的倾向。但它早已为人们所抛弃。学习借鉴民间文学的天地无比广阔。民间口头文学的各种生动活泼的形式，至今仍受到我国各族劳动人民的喜爱，富有相当的生命力。利用民歌创作新诗，吸取民间故事传说的故事性写作小说，对于丰富社会主义文学的样式体裁，促进新文学在广大城乡的普及，还是有其积极意义，应该加以提倡的。经过整理或改编的民间文艺以及采用民间文艺形式的作品，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应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我们所面临的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从民间文艺中深入开掘它具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以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借鉴。
以民间文艺的内容而论，如寻求幸福，曾经是在巨大时间空间范围之内流传的民间故事的基本主题。旧时代劳动人民所憧憬的幸福生活的内容，自然难以超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可是在许多故事中，人们总是热烈赞颂那些勤劳善良，为了帮助和自己一样穷困的乡亲，不惜牺牲个人幸福甚至献出生命的主人公，而对损人利己的邪恶思想行为，则给予愤怒的鞭挞和严厉的惩罚。故事中主人公身上的传统美德，固然值得今天青少年吸取；由这类故事所体现的民间文学主题特征之一——注重表现渗透劳动人民高尚道德和人生哲理的行为，以唤起人们身上崇高的道德情感，即恩格斯所说的，企图“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不是也值得今天从事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人们加以借鉴吗？
至于艺术上可供吸取的东西就更多了。已故的我国著名诗人闻捷，曾对壮族歌剧《刘三姐》中的壮族民歌词句赞不绝口，他的注意力并不在那七言四句的格式上，却发现在“风吹云动天不动，水推船移岸不移，刀切莲藕丝不断，斧砍江水水不离”这类诗句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即“朴素而不单调，瑰丽而不雕砌，明朗而不浅露，含蓄而不晦涩。朴素和瑰丽，明朗和含蓄，这些看来似乎对立的概念，在这里，全为壮族人民熔于一炉，变成浑然一体，有如青与红染成了色彩鲜艳但却调和的苹果”[17]。我们写作新诗，如能得其神韵，不是只会使新诗的语言更加精美，艺术上更加富有民族特色吗？近年来，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在许多民间文学作品中进行美学探索，有不少宝贵发现。在评论东北的一本《镜泊湖民间故事》时，他就指出，这本故事“在艺术性方面，具备各种值得借鉴的好处。例如，强调人对自然的感受与情感，而不满足于被动地模拟自然现象自身的这种艺术才能和艺术手段，较之只会平铺直叙地记述客观现象，或者没有由衷的感情而硬挤感情，空洞地叫着前进口号的作品，显然更有可能吸引着愿意欣赏艺术的读者”，“我相信，这种民间文艺对于现代作家，也会像它对于古代作家那样，起着培养艺术家的感受与艺术才能的积极作用”[18]。他的观察比一般人看待民间故事的艺术性只停留在故事情节的结构等等上要深入得多，因而对文学工作者也更富于启发性。随着民间文艺研究工作的深入，人们将会在这个宝库里从美学、创作方法等方面发现更多值得今天文艺创作吸取借鉴的宝贵东西，纠正一些人的偏见和误解。民间文艺学家的发现，有助于提高认识，但作为文学工作者，要真正理解民间文艺的实质，那是必须到群众中去才能做到的。
我国的文艺事业，和四十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由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人民群众文化水平及文艺欣赏能力的提高，他们文艺生活的内容和形式都极大地丰富起来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形式和风格趋向多样化，是合乎文艺发展演进的规律的。但其主流仍将是由那些以鲜明独特的民族民间文艺形式来表达社会主义思想内容的文艺所构成。近年来《采风》《故事会》《山海经》等民间文学报刊，每种发行数量激增至百余万以至数百万，脍炙人口；采用民族民间文艺传统形式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品，畅销城乡。文学发展的这种大趋势，正以不可阻遏之势有力地冲击着当代文坛。民间文学在历史上曾多次给文学发展造成巨大影响，明清小说异军突起，揭开了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新篇章；就其文学上的渊源而论，正是吸取宋元以来盛极一时的民间说话艺术的丰富成果所致。这种带有规律性的文学现象，是否又呈现在我们面前呢？这是颇值得人们注目和深思的问题。
因此，《讲话》关于重视学习民族民间文艺的思想并没有过时，社会主义实践将不断丰富和发展它的基本原则。今天重温《讲话》的内容，定会启发和鼓舞我们进一步做好民间文艺的发掘、利用与研究工作，进一步促进民间文艺同社会主义新文艺的结合。
1985年4月
【注释】
[1]原载《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2]《论民歌》，见《民间文艺新论集》，中外出版社1950年版。
[3]《从搜集到写定》（1946年11月10日），载《民间文艺新论集》。
[4]1946年12月，东北新华书店把这些文章辑成《民间艺术和艺人》，作为“民间丛书”之一出版。
[5]《秧歌选集一·序文》，张家口新华书店1946年出版。
[6]《新文学史料》第5期。
[7]《民间文艺新论集》，中外出版社1950年版，第180页。
[8]《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9]《〈三里湾〉写作前后》。
[10]《菊花石·重版后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11]见《从搜集到写定》，《陕北民歌选·重印琐记》。
[12]周扬：《谈文艺问题》，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13]《“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民间文学》1979年第4期。
[14]《关于现代格律诗》，见《关于写诗和读诗》，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15]《高尔基与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16]《诗探索》1981年第3期。
[17]《红装素裹》，《人民日报》1961年4月21日。
[18]《留有余地》，《民间文学》1982年第1期。